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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美国梦:谁的多元化与谁的不平等?

2021-01-16 15:00:00  来源:亚太日报 【返回列表】

在职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社会科学家一板一眼地研究求职与面试的全过程,甚至还要把自己放进面试官团队去亲自体验。做惯了面试官的人也许更看重自己直觉判断;而经验丰富的老手或许很少再通过盲投简历来求职。

但对那些尚未踏入职场或是更多从事普通工作的人来说,美国社会学者与管理学家劳伦·A·里韦拉在2015年出版的《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中所揭示的那个求职世界是陌生的。事实上,就连书中访谈的许多美国常青藤院校毕业生也不例外,在招聘酒会前,毕业生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言,比如以为面试官会记录每个人在会上的言行以便考核。这些传言是这些“高级”职业神秘光环的一部分。

这种陌生感也让职场支撑起当代社会的另一条重要神话,那就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就能脱颖而出物色到理想的工作。精英职业领域——那些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神秘招聘环节,便是这个神话中实现社会正义的时空任意门——无数求职者趋之若鹜地涌入,筛选出来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

然而事实是否如此?里韦拉带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投入研究美国精英职场的招聘,以探究职场是否在今日还能提供公平自由的向上流动机会。这一机会可以说是“美国梦”的核心论述——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跻身上流,获得成功。答案也当然是否定的:里韦拉开篇即开宗明义地指出,“决定录用表面上只取决于应聘者的个人素质,但实际上深受应聘者社经济背景的影响。”里韦拉对这一问题开出一系列药方,比如增加录用具有多元背景的候选人。

《出身》 [美]劳伦·A·里韦拉 著 江涛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

但如果我们将这种向上流动渠道的缩减视为当代美国乃至世界体系危机的主轴,那我们就必然会忽略另一层面更严重的危机——在“阶级流动固化”的表象下,上层和下层阶级的流动实则已经被分隔在了不同的空间之中。

归根结底,高薪工作中的不平等,是谁的不平等?

高薪工作的入门秘籍

里韦拉的田野工作历时多年,在《出身》中,她事无巨细地列举了那些高端服务业公司是如何招募新员工的。这些围绕在华尔街周围的大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投资银行,在书中被称为“EPS”,即“精英专业服务”。

一个本科毕业生要想加入这些公司,需要从大三大四开始就投身一系列铺路工作。首先是要积攒足够的学历和个人履历,以确保简历好看;接着是要及早获得实习机会;再下来是在毕业季要把握这些大公司入校招聘的时机,积极参加招聘宣讲会、招聘晚宴,争取和面试官搭上线,接着还要能够通过简历筛选,最终在面试中表现出色得到面试官的认可。这一切结束后,他们才能“过五关斩六将”,进入这些在很多人眼中属于“人上人”的企业与机构。

在这一过程中,候选人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里韦拉认为,他们首先要尽量确保自己掌握着能够证明自己出身的符号。比如,最顶尖名校的学历十分关键,面试官看简历往往是在火车上、吃饭时或工作间隙,因此每张简历上他们只会停留10秒到4分钟。为了节约时间,也出于所谓的经验和各种考虑,大部分“EPS”公司会直接把招聘名额分配到各个顶尖名校中,直接派出招聘队伍去名校招聘,从而几乎不考虑那些不出名的院校的毕业生。“在许多公司,尤其是业内最有名的那些公司,非名单校(定点名校)学生的简历会被直接丢弃,看都不看一眼”,“我有专门的一天去看……布朗大学的简历、耶鲁大学的简历。我没有理由非要去看那些‘剩下中最好的’简历,除非我没事可做了……” 就像社会学家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曾经在1970年代清楚阐明的那样,学历是大学生在职场上的“通货”,没有合适的学历,要跻身上流,是难上加难。

《出身》作者、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副教授里韦拉

但光有学历也不行,求职者还需要证明自己有热情和激情投身于创造性的、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中。面试官会查看求职者的课外活动经历,排除掉那些名校出身但显得过于“书呆子”或“怪人”的角色。到了面试这一步,求职者的这方面能力就更被看中。面试官渴望听到求职者能诚恳完整地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希望找到能“来电”,和自己团队更有契合度的候选人。那些在面试时不能回答自己为何选择这一职业,显得犹豫,或者扮演出虚假工作激情的人也会在这一环节被刷掉。

里韦拉认为,在这样的招聘流程中,那些下层阶级出身的孩子几乎不可能找到高薪工作。名校意味着高昂的,常常是数万到十万美元的学费,就算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也常常要背负贷款。而另一方面,丰富的课外活动、讲述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的自信心,这些特质都在很小的时候就在阶级中分化了——在低年级的学校课堂上,“有特权背景的学生更有可能寻求帮助,他们甚至在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想寻求提示。这些孩子非常善于在各种课堂活动中吸引老师的注意,获得成功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工薪阶级的孩子则相反,他们不敢提问,各项作业和课堂练习就会完成得更差,而工薪阶层的家长也缺乏资源和能力帮助孩子积攒课外活动的经验。

换句话说,《出身》讲述的故事是,“EPS”高端服务业的复杂入职筛选,最终就是为了筛选出那些出身精英的“聪明人”,“当把一个严重偏向富裕学生的人才输送管道与本身带有阶层偏见的招聘实践——例如EPS公司的招聘——组合在一起时,结果就是在顶级工作和顶级薪水的竞争中双重过滤求职者的社会经济地位。”

是否有工薪阶层的孩子能进入这些精英企业?里韦拉不否认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比如她举例说一位少数族裔在求职面试中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下层努力打拼不放弃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面试官,获得了录用。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只有当工薪阶层说话像精英,讲故事也像精英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进入这些精英世界的门槛。

新阶级

里韦拉的研究试图指出,在精英职业领域中,广泛存在不平等和特权阶级的再生产。观察求职过程,她发现名校成为了阶级再生产的引擎。1980年代开始,美国人能否就读名校,就和父母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更强的统计学关联。在哈佛,一半学生的家庭收入在美国前4% ;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中有30%毕业后进入金融服务机构,200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7%,2005年和2006年直逼40%。

但如果说这些人就是社会最顶层的“精英”,恐怕也未必成立。许多入读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来自较为富裕的家庭,然而这些家庭也仍然依靠工资收入而非投资收入过活。他们事实上在最富裕的资本控制者下方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权的高级工薪阶层或专业人士阶级。

人类学家何柔宛(Karen Ho)在1990年代研究华尔街投行,她更细致地介绍了这群进入高端服务业的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这些精英们在杀入职场后事实上进入了一个“白领血汗工厂”,每天面对的是“深不可测的工作强度”:不断连续熬夜、无法完成的工作量、上司对工作质量的极其苛刻的要求。那为什么这些精英们如此饥饿地想要加入这些行业?

精英工作的经济和文化吸引力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何柔宛和里韦拉的研究都描述了一种关于“聪明人”的文化。这些高端服务业会将自己标榜成只有“聪明人”才能从事的职业。而且,这里定义的“聪明”是一种“通用的聪明”——只要你能进入名校,那么无论你是来自什么专业,企业都默认你很大机会是聪明人,从而可以从事“聪明人”的工作。对一些学生而言也是如此。里韦拉发现,不少名校毕业生都会面临找工作的纠结:他们想要寻找一个能否符合自己(自以为的)聪明才智的岗位,同时他们又感到自己缺乏热情和决心扎根某个领域,所以最终他们选择了稳妥——将高端服务业领域作为职场入门,因为这份工作是“通用”的,既可以保持自己从名校一路积累的“聪明人”身份,也可以带来不菲的收入。

在这样的企业或者说精英文化中,官僚气、匠气与按部就班是不被提倡的,反而,高端服务业愿意强调自己的工作中充满了灵活性与不确定性。里韦拉写到:“在各种宣讲会上,工作从来没被说成是干活儿或者就业,相反,他们用的词是玩儿(play)”。企业的招聘团队更告诉大学生:“我们不论做什么,都是在和最优秀的人一起玩儿。”

总结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它们“结合了调查研究、团队合作、客户沟通,都需要分析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此外它们都属于时间密集型工作”。也正是因为这样,招聘团队尤为看重个人是否“来电”,这造成了另一个有趣的职场逻辑:精英公司非常愿意招聘那些自己的员工推荐的候选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员工知道公司有什么独特的用人需求,这些有人际关系的候选人也更能够和原有的团队融洽合作。这似乎在唯学历的招聘中构成了特例,但它们的逻辑也是一贯的——都是一种手段,用以快速定位那些能够符合独特岗位,接受高强度工作和巨大不确定性的求职者。

精英、中产,在种种讨论中,里韦拉笔下的这些名校求职者,处于美国社会的哪个位置?他们和底层的关系在历史中是怎样的?《出身》中并没有解答。或者说,它有意无意把美国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再次简化成了“年轻人能否进入精英企业”的迷思。

平行的世界

在新的上流生活背后映照着的,是美国社会从1980年代以来经历的巨大转型——日益走向一个生活与工作世界大规模撕裂分化的“双钻石型”社会。

社会学者赖特和佩卢齐等人在考察不平等问题的著作《新阶级社会中》中,是这样描述美国的社会结构的:197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的同时面对着利润率下滑的一般规律,因而经历了一场大改革——削减有组织的劳工权力、减少用工成本、削弱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结果就是,美国的社会从那时开始渐渐分化为了上下两层,上层是“特权阶级”——巨型公司大股东和坐拥亿万资本的投资者,以及围绕他们服务的高端服务业者、职业经理人和专业人士;下层则是“安逸阶级”、“不稳定就业阶级”和“受排斥阶级”——普通工人、散工和小白领。在双钻石型的美国社会中,每个“钻石”内部都能有个体的上下流动,但要实现从下面那颗“钻石”向上一颗的跃升,则是难上加难。

20世纪最有名的美国社会学家之一的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经在1960年代感慨整个美国社会的僵化和无聊。在那个战后美国社会模式的巅峰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如同小说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笔下的人物一样,终日浑浑噩噩投入在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工作和生活中。米尔斯观察到除了最上层的少数精英之外,大多数人的工作模式都是流水线化与模式化的——包括了那些白领阶层。公司更需要的是千篇一律的可替换的员工,另一方面又抱怨着人类变得标准化与科层化。米尔斯暗示这种标准化是“美国梦”让人相信自己可以上升的基础——整个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竞争在一个同质化的生活模式上进行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米尔斯笔下的美国,在最近五十年中几乎消失殆尽。对工作的追求和工作与成功之间的联系,也完全被新的经济模式所颠覆。何柔宛在研究华尔街时追溯美国公司制度的历史,她发现,197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对公司的看法彻底改变了。在那之前,大公司是巨大的社会单元,作为美国战后社会的代表,为员工提供稳定的收入和平等竞争的机会。这些公司承担了更多“社会”的意味——“公司是永久的,股东是暂时的”。

而里根时代后,随着对金融资本松绑和公司制度改革,大公司愈发变成股东交易产权获利的一件前台装置。现代企业的股权人和实际经营者愈发分离,大股东隐身幕后,雇佣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企业家不再寻求建立稳定、持久运营的公司,而是希望尽快将业务合并出售,转手赚钱,公司成为“等着转手的汉堡套餐”。也就是说,“大公司从复杂的、科层化的社会实体转变为一个动态的股东网络。”

在这样的结构中我们才更容易厘清这些高端服务业从业者——里韦拉笔下进入投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年轻人在美国当代历史和社会变迁中的位置。在“双钻石”中,他们占据了上面那颗“特权阶级”钻石中的下层位置。其中一些人有机会变成坐拥公司控股权的“超级阶级”,而大多数人则会止步于华尔街精英的“打工皇帝”身份。但尽管他们和再往上的阶级收入与财富差距仍然悬殊,但是向上流动的道路仍然是可能的,而两者也共享同样的文化与生活世界——玩乐、疯狂工作、个人自由、创意与不确定性。而那些出身“第二钻石”的年轻人,则极难进入他们的世界——不仅是因为经济地位,也是缺少这样的“文化熏陶”。

双钻石型社会不仅仅是说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流动渠道变得极其不畅,也意味着两者之间的问题意识、生活方式有着天差地别之分。比如,当下层阶级抱怨生活陷入官僚和科层制的文牍海洋并要求“从官僚中解救工作”的时候,上层阶级已经把工作和“玩”捆绑在了一起,把赚钱的工作变成了每日与自己搏斗的游戏;而当知识分子抨击如何让贫民子弟更多进入高端服务业界成为“精英”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把第一个钻石中塔尖那部分人的世界排除在了“阶级跃升”之外,就仿佛他们对利润的追求和金融运作,对现实中的不平等结构没有任何关系。

从这样的社会肌理回头理解里韦拉这样的社会学家对社会进步的论述,我们会发现,尽管她们关注不平等问题,并呼吁这些高级服务行业能够打破阶级再生产的结构,但“多元化”的路径,也许恰恰在继续巩固“双钻石”的社会模式——让少部分少数族裔成员能够进入精英服务业,只会让精英服务业所代表的平等幻觉进一步维系。事实上,作者很清楚这一点,在结论中她也提到,21世纪的美国精英和以前——也就是战后年代的老精英相当不同,至少“在初级职位”上,“他们的性别、种族和宗教比前人更多样”。也许她会将这种多元性解释为美国社会的进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多元性也表征着社会的进一步割裂与底层问题更无法进入主流视野。

如果把美国社会的内在困境视作一部高速运转但刹车失灵的列车的话,《出身》代表着一类社会学家煞停火车的意识与为之付出的努力——但他们做的,仅仅是分析了火车头柴油机的过热问题而已。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