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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知识丨从属相到星座:中国人的命理学如何变迁?

时间: Jul 17, 2017  来源:亚太日报 【返回列表】 打印  关闭
导读: 据说在北京的公园相亲中,处于鄙视链底部的人群之一是“属羊的女性”,因为她们被认为不利于男方家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马伯庸曾考证过,认为这源于唐宋时期的相人术,在相貌中“目有四白”(“眼白多,瞳孔小,眼珠转一圈,上下左右都有白的”)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面相,荒淫克夫,而“羊目四白”,于是被视为主“贫破”。可是到后来以讹传

据说在北京的公园相亲中,处于鄙视链底部的人群之一是“属羊的女性”,因为她们被认为不利于男方家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马伯庸曾考证过,认为这源于唐宋时期的相人术,在相貌中“目有四白”(“眼白多,瞳孔小,眼珠转一圈,上下左右都有白的”)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面相,荒淫克夫,而“羊目四白”,于是被视为主“贫破”。可是到后来以讹传讹,“本来是‘眼睛像羊的女子命不好’,不知怎么就传成了‘属羊的女子命不好’,羊从面相向属相发生了概念迁移”(《属羊的人命不好,凭什么?》)。

生肖、生辰八字、相术,这原本是中国传统上几种不同的算命方法,基于不同的原理,但在唐宋以后的民俗实践中,往往被笼统而不加区别地复合化。“属某种生肖就带有那种动物的(面相)特质”,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

其实,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十二生肖,不同文化对生肖含义的阐释也完全不同。

生肖属相的地方解释

十二生肖原本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创造。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古巴比伦人夜观天象时,将黄道十二宫与十二神兽代表的星座联系起来,其中的每个部分都具有自身神兽所赋予的特点,并被视为会对世人的命运产生相应的影响。

这种观念在向外传播之后,就产生了两种重要的变体——在西方发展出十二星座理论,而在东方则衍生出十二生肖。这里的“基本不同之处就是,黄道带在西方被用于通过出生月来决定人的性格。在中国,黄道带则是通过一种传说的方式来纪年,因此通过一个人出生的年份来决定他的性格。”(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在流传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文化的环境,十二种神兽出现了很多地方性变化。如果对比巴比伦、希腊、埃及和中国的生肖动物,只有牛、蛇、羊、狗四种动物是相同的;猴在埃及被替换为猩猩,老虎在印度变成了狮子。中国的十二生肖在先秦时代就已定型并用于纪年和纪时,并被朝鲜、日本所全盘接受,但在越南有一个变化:猫代替了兔子。像龙这样的动物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在突厥人中则被鳄鱼代替,柯尔克孜族改成鱼,而在云南哈尼族中则变成了竹鸡。日本的生肖虽然看似和中国没有差异,但中国生肖猪的形象是家猪,而日本却是野猪;藏族有时也把生肖鸡改成乌鸦。即便是同样的生肖,不同文化的含义也差异甚大:云南普米族有虎崇拜,因而属相排列以虎为首,虎年出生者均被视为吉利,而不像汉文化有时忌讳虎。

越南十二生肖,其中兔子换成了猫

越南十二生肖,其中兔子换成了猫

因此,一种文化中对生肖冲克的解释,往往仅是持有这种文化的人所抱有的主观想象,甚至各地都有差异。福州民俗忌讳夫妇之间龙虎配,但在上海近郊的崇明,却认为这两种“大生肖”之间婚配是吉利的;福州也忌虎兔配,但江南地区仅认为会有“小口角”。苗族也有这种风俗,如猪蛇两属相不宜婚配,但之所以这么认为,却仅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觉得这两种动物不能相容(见《苗汉语的历史比较》);然而在哈尼族中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用虱子替代了十二生肖的蛇,而虱子和猪就没有相斥的问题了。甚至像北京那样对属羊女性的歧视,在崇明却也只是说“男属羊,出门不带粮;女属羊,在家排爷娘”——虽然也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但并没说到对婚配对象的不利。

最重要的是,按十二生肖相配的原理,其实没有绝对不好的生肖,因为理论上说生肖彼此都是相生相克、各有利弊的。基于此,问题并不在于某种属相或八字的人绝对不好,而只是说两人搭配起来不好。例如,白虎星作为凶星常被指为带来灾祸的女性,茅盾《春蚕》中就有“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这样的句子。然而在晚清时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中却说:“逢之的母亲央了一位合婚的先生占了一占……但是两下合起来,冲犯了白虎星,父母不利,有点儿刑尅。”也就是说,是两种力量结合的结果“冲犯了白虎星”,可能造成灾难的是两人的关系,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

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原理同出一源,即强调一种“宇宙力量间持续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在一个普遍的宇宙模式中,这些力量彼此相克相生”(王爱和《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与政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念虽然乍看上去是向不同力量开放的,但那本质上却是一个封闭的宇宙空间,并假定所有力量之间的任何矛盾冲突终将化为一种均衡、和谐的秩序。往大了说是宇宙,往小了说,国家、社会和家庭也无不如此:在一个自足的小天地里,人们需要尽量去控制、安抚那些“坏”的力量,而祈祷、引入那些“好”的力量,小心翼翼地操控着整体的平衡,最终使得一切的变动都要有利于自己所属那个群体的整体福祉。

属相命理,都是为了“关系”

无论是求神、风水、算命还是看黄历,本质上都是为了消灾祈福,趋利避害,因为这种天命不是“前定”的,而是人们可以通过行善、祈福乃至改名等努力来改变的。

正因此,中国的算命与西方的星座理论在终极关怀上有着重大的不同:无论是生肖、八字、相面还是测字,中国的算命虽然推算的也是个人命运,但在本质上关心的却不是个人性格或自我实现,而是社会关系,因而特别关心诸如“夫妻宫”、是否克夫克子之类的问题,强调此人对他人可能产生的影响。它关注的基本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应当怎么做(才能将家庭福祉最大化)”。

概言之,前者着意的是“认识自我”,而后者的核心关切却是“管控风险”。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家庭取向的命理”,而有别于西方星座理论那种“个人取向的命理”。在欧美,星座、塔罗牌虽然也盛行,但那都偏重个人特质与性格(现代的十六种人格测试也由此衍生而来),在婚配时却没有什么“星座不合”或“冲克”之类的恐惧。

西方的塔罗牌占卜

西方的塔罗牌占卜

中国算命中之所以存在对女性的歧视,或许也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因为对一个家庭来说,引入媳妇或新生儿这样的新成员,都会改变整个家庭原本好不容易维持的力量平衡,不得不慎重对待,如果是冲突的力量就势须竭力避免、排斥或攘灾。相比起来,女婿除非入赘,否则不会加入进来成为新成员。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封闭性群体设想的防御性反应,尤其注意新成员的加入可能造成的不利。如生肖算命中有所谓“六冲”,认为夫妻年龄相差六年不吉;又认为“真虎”(虎年怀上、并在虎年内出生)命硬,如是女性,则“雌老虎”将来会克子。甚至孩子的降生也可能被认为不利于父母,《封神演义》中哪吒丑时出生,被认为“犯一千七百杀戒”,自小寄与道士抚养。在福建,孩子的生辰八字如果与父母相克,命大“克父”,那就只好降低父亲的辈分,于是偏称父母为叔、婶(闽南)或哥、姐(莆田)。这在本质上和家里根据风水术,调整玄关布局都是同样的原理:重新安排空间或社会关系,调整宇宙力量以使之对己方有利。

这种命理哲学关心的是群体或社会联系,而不是个人。事实上,中国最初根本没有西方那样的生辰星占术。

从属相走向星座?

十二生肖在先秦仅用于纪时,《史记·天官书》中记录的占卜主要是战争、年成和治乱,242条占辞无一不是军国大事。因而江晓原在《历史上的星占术》中,将中国的星占术称为“军国星占学”,有别于西方的“生辰星占学”,直至五代宋初的“四柱八字”,才发展出对个人吉凶祸福的关切,然而即便如此,它也不涉及任何具体天象,因而严格来说并非星占学。生辰八字之所以在唐宋之际发展出来,或许是因为贵族社会解体,社会进一步平民化,而人们又希望在这个动荡不定的起伏中掌控自己的命运。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中没有脱离家族的个人,因而诗歌或信件中也从未提到庆祝个人生日,意味着人们关注的并不是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而是整个家族的维系。

相比起来,西方的城邦社会,却从一开始就把星象与个人性格、命运联系在一起。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很相信星占预言,他在《编年史》中就认为,根据星象,“一个人的未来在他出生之时便被确定了”。希腊怀疑派哲学家Carneades还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双生子悖论”:许多降生于同一时刻的人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气质和命运,而许多相同遭遇的人却降生于不同时刻。这都是基于个人诞生时的星象与其命运密切关联而发的,重视个体差异,却从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考虑对家庭、亲属的“冲克”影响。

在欧洲基督教化之后,教会一度将占星术视为迷信学说,君士坦丁大帝甚至处死了许多占星师,因为这违反了上帝掌控世间秩序并支配个人自由意志的教义。但星座理论至少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指明了某种规律性,甚至为人们的性格气质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因而还是延续了下来。偏好神秘主义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20世纪初还撰文声称,十二宫是个性的原型,体现出个体的全部潜在个性。近百年来,星座理论更加突出强调这一点,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认为上升星座掌管“外在的你”,即外界所觉知到的“你”;而太阳星座则掌管“内在的你”——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了解的“你”。虽然这一学说后来又出现了反转,但重点无疑都落在个人的自我特质与自我实现上。

黄道十二宫星盘

黄道十二宫星盘

这样,原本系出同源的十二生肖与黄道十二宫星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之下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关注重点。生辰八字则偏离得更远,因为那不涉及到星象,而是一种基于《周易》的抽象演绎,并且始终是以家庭而非个人作为考虑重心的。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因为这样,西方人的星座是公开谈的,人人可知,甚至作为一种自我宣示的个性;但中国人传统上的生辰八字却是要保密的,尤其是未嫁女性的八字,往往要等到谈婚论嫁之际才能拿出来。在《济公传》中,张士芳问得姑父王安士的生辰八字后,道士竟能由此将其姑父的魂魄拘来。这意味着,在传统时代中国人的心目中,生辰八字涉及到某种神秘的力量,须加以谨慎对待,而不仅是他个人气质的问题。

在近代中西方接触时,西方人显然并不理会(恐怕也不懂得)中国人这种命理哲学。中国第一个留美女学生的命运就是一例:她1873年出生于九江的贫寒之家,此前家里已有五女,被送走当童养媳后,又有算命人说她八字不吉利,“命犯天狗”,要是留着,家里就将永远没有男丁;于是婆家又将她遗弃给传教士,取名为Ida Kahn(康爱德),养母昊格矩(Gertrude Howe)将她抚养长大后送入密歇根大学习医。1896年,梁启超写了一篇《记江西康女士》,对她大加赞扬;名士刘鹗读后一度函告梁氏,想要娶康氏为妻。那个年代的知识女性立身不易,康爱德后来终身未婚,她的命算不算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但从她个人而言,那她自我实现的程度肯定是当时一般女性绝对无法梦想的。

由此来看,近些年来星座理论的流行,恐怕就像唐宋之际“四柱八字”的兴起一样,也是社会巨大变迁的征象。如果说上一次唐宋之际的转折从军国大事转向了家庭和个人命运,那么这一次则和年轻人对个性气质的重视相互契合。在我的记忆中,直至1980年代,民间所盛行的仍多是生肖、八字这些命理;1991年我在邻居家里翻出一本香港带回来的繁体竖排版的命理书,这才第一次看到十二宫男女性格这一“新奇”的理论。一年后,随着日本动漫《圣斗士星矢》在国内各电视台的开播,黄道十二宫一下变得令人耳熟能详起来,市面上随即出现了许多相关资料、贺卡,渐渐变成了必备的谈资之一,并通过不断的阐释,与一种更为现代的生活方式结合了起来。

经过这四分之一世纪星座理论的洗礼,年轻一代对生肖匹配的理论大体都已陌生。虽然北京的公园相亲活动中,老人们还歧视着属羊未婚女性,但他们的子女只怕也大多不在乎了。旧传“兔龙眼泪珠”,认为兔龙属相匹配也不吉利,然而现在这样两人相差一岁的结合比比皆是。随之出现的,反倒是一种新的“星座歧视”:一些公司在用人时,会认为某种星座的人具有某种性格特质,而不适合从事某类工作。尽管如此,这也表明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家庭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考虑与另一人的长久关系,而把这变成了对个人品性的重视。星座响应了这种社会潜在心理的需求,相比起传统上的相生相克社会关系,这或许也给年轻的个体们带来了某种自由解放的感觉吧。

(来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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