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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遗孤:寻不到根的孤独

2015-07-22 04:33:43  来源:新华社 【返回列表】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苑苏文、王梦雪、黄梓生)来自日本埼玉县的中村広先生带着银框眼镜,白发梳得一丝不茍。不过,他这辈子说得最多的一句日语却是:“我听不懂日语。”
70年前,日本战败,盘踞在中国东北三省的155万日本人仓促“大撤退”,导致数以万计的日本儿童、妇女滞留当地,其中就包括不满一岁的中村広。
和所有存活下来的遗孤一样,他被善良的中国人收养,后来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退休后,他带着家人回到了“祖国”日本,享受着日本政府提供的生活保障,衣食无忧,然而“精神上并不幸福”。
虽然已经搬到日本14年了,中村広仍然忘不了自己“土生土长”在吉林省敦化市。今年,他同“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其他54名成员一起,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小标题)身世的秘密
自从1945年被以务农为生的中国父母收养后,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中村広还是像“传接力棒”一样被抚养长大。
8岁时,养父去世,养母为了供养中村広和养姐继续上学而改嫁别家;13岁时,养母去世,已经出嫁的养姐一家承担了扶养他的重任;15岁,养姐去世,姐夫给了他上学的最后一笔路费……
上高中时,中村広因为孤儿身份享受了国家免除伙食费和学杂费的政策。之后,他又得到国家资助念完了师範院校,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成为教师前,组织通过政审调查,确认了中村広日本遗孤的身份。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后,中村広形容自己当时“很惊讶,但也没办法”,巨大的心理压力接踵而来。
让他意料不到的,是组织的宽容。“组织上认为出生在日本家庭里的不至于是军国主义分子,没有把我和战场上的鬼子划等号,还劝我出身没法选择,但是道路可以选择。”
不过,此后10年,他都一直小心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在身份证、户口本中“民族”一栏中填写的是“汉族”,还入了党。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中村広第一次对日本“动了心思”。当时,作为吉林省延边州一家聋哑学校的老师,他带领学生去长春参观博物馆,途中“遭遇”了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日本老人。这些日本人看到中国的聋哑儿童,主动凑上去要求合影。
年轻的中村広突然心有所动,不过还没产生更多的想法。“当时也没有想回去不回去的事情,就是感觉中日可以来往了,日本的经济状况比我们好很多。”他说。
(小标题)政策性“弃民”
在中国民众对日本遗孤敞开胸怀的同时,中国政府也一直为了让他们重返日本而努力。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在1953年至1957年间中国政府发起的首次遗孤残妇大寻亲活动中,共有35000人找到亲人并回到日本。
1984年3月17日,中日两国政府达成了《关于解决在华日本孤儿问题协商结论》,对残留孤儿身份的确认、回日本寻亲的组织以及两国政府的协调工作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帮助数千名日本遗孤找到亲人。
然而,中村広并没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他曾多次通过延吉市公安局外事科会见前来寻亲的日本父母,但最终都“对不上号”。
找不到亲人的日本遗孤不在少数,在中村広参与的一个拥有3000余名日本遗孤成员的“组织”里,没能找到亲人的占60%。
“这不奇怪。”老人很淡然,“撤退的路上饿死、冻死了很多人,在码头上淹死了很多人,所以我的亲人可能早已经去世了吧。”
实际上,在日本宣佈投降后,在中国华北、华东、华南、香港、台湾等地,以及在东南亚诸国和在朝鲜的日本人,还有被缴了械的日本军人,很快都被日本政府设法接运回国。唯独对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日本政府迟迟没有明确反应。
这一切都源于当时日本政府为了日后卷土重来而采取的“弃民政策”。据了解,在日本宣佈投降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这导致许多日本人无法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家乡。
也有很多日本人并不希望因战争而破碎的家庭重归于好,中村広曾见到很多拒绝相认的例子。
“有的父母一方死了,另一方组建了新的家庭,有了新的儿女就拒绝认过去的儿女了;还有的父母为了不让从中国来的儿女分家产,明知是自己的孩子也不认,这样就很费劲。”他说。
尽管没能找到亲人,2002年退休后,中村広为了“看一看自己的祖国”,被日本相关部门确认遗孤的身份后,带着全家到了日本定居。
(小标题)和“祖国”鬥争
回到日本后,中村広没想到,他和“祖国”的鬥争才刚刚开始。虽然编了日本名字和籍贯,但一纸户籍并不代表他真正成了日本人。
首先是生存的问题。由于到日本时已接近60岁,中村広找不到工作,因此一直靠领取保障金过日子。他的儿子、儿媳经过学习,勉强具备用日语沟通的能力,但只能从事蓝领工作。
“我儿子只能上中国留学生经常去的工厂干活,因为语言说不好就受到歧视,工资还比一般日本工人低。”他说。
归国的日本遗孤大多从事蓝领工作。1945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甘南县的日本遗孤过能国宏原本是一名中学教师,37岁回到日本后“拼命学日语,头发都学掉了”,经过培训后干起了修冰箱、空调的活儿。
“听口音,一句话就能听出来是不是日本人,然后就会自觉地排斥你。”过能开玩笑说,他的一口东北话在中国永远不会暴露自己日本人的身份。
中村広也总是遇到类似的尴尬。这位71岁的老人不得不一遍遍对来收费的“居委会”人员或邀请他办会员卡的超市收银员解释说“我听不懂日语”。
比起语言不通,更让中村无法忍受的是“不能出国”,这直接导致他和妻子无法回中国探亲。“有一次,我偷偷回国半个月,回日本之后,不知道谁向政府告发了,就把我半个月的生活费扣掉了。”他说。
后来,情况略微好转。中村広认为,这是自己和其他有着类似境遇的同胞的鬥争结果。
2002年回国后,中村広参加了30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的“原告团”,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原告团”由日本遗孤池田澄江发起,曾在日本十几个地方法院提起集体诉讼,也曾为了年老后生活保障问题在街头征集了10万人的签名。
经过鬥争,2007年,日本政府通过《支援中国残留日本人法律修正案》,提高了日本遗孤的补助金额,且住房和医疗都免费,也取消了之前对他们在出国等方面的诸多限制。
“今年我们是为了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週年回来的,路费都是自己掏的。”中村说。
在中国停留的短短7天里,他们看望了曾收养日本遗孤的养父母代表。
“这次日程太赶了,下次来北京,我想看看长城和天安门。”老人满怀期待地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