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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聚焦)“東方奧斯維辛”中的苦難與溫情記憶

2017-07-06 17:51:21  来源:新華社 【返回列表】

新華社瀋陽7月6日電 “東方奧斯維辛”中的苦難與溫情記憶
新華社記者白旭 徐揚 黃燕
82歲的伊恩·皮蒂常會記起二戰結束後,回鄉的父親從輪船走下來的情景,一副非常憔悴的樣子。
“我甚至沒有認出他。他對家人也不願意講以前的事。”他說。直到40年後一家電視公司聯繫他們,他才了解到父親作為戰俘的一些經歷。
皮蒂的父親羅伯特·皮蒂二戰期間參加對日作戰,被俘後關在瀋陽。
“日本人用非常可恥的方式虐待盟軍戰俘。”皮蒂回憶說。“所有的戰俘都曾營養不良,還因此患病。父親的後半生時常胃疼,無法進食乳製品,只能吃米飯。他去世時醫生發現他的臟器全都壞掉了。”
瀋陽大學學者楊競說:“回首往事,盟軍戰俘經歷的苦難、抗爭和犧牲不僅是日軍所犯戰爭罪行的鐵證,更是中國軍隊和人民與盟國軍民在這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同仇敵愾的見證。”
中國將80年前爆發的“七七事變”視為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開始。今年新修訂的歷史教科書認定,1931年9月18日,侵華日軍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鐵路並嫁禍中國軍隊,以此藉口炮轟北大營,進而侵佔瀋陽及東北地區,中國人民14年抗日戰爭的序幕由此拉開。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英等盟國對日宣戰。隨後,在香港、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等地,至少20萬盟軍戰俘落入日軍之手。楊競是中國研究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的第一人。據他介紹,戰爭期間,僅美軍就有27萬人被日軍俘虜,其中11萬被俘後死亡。
日軍將大批戰俘關押在日本本土以及所佔領國家和地區的戰俘營充當勞役。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間,關押在位於瀋陽的奉天盟軍戰俘集中營的戰俘達2000多名,分別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法國等國。羅伯特·皮蒂少校就是其中之一。
“新加坡陷落之後,(父親)他們被帶上了一條臟兮兮的貨船,先到了釜山,然後到了瀋陽。”皮蒂說,“用父親自己的話形容,那裏泥乎乎的住所連他的園藝屋都不如。”
皮蒂少校等戰俘在押時住的樓房現存一座,與殘留的圍墻、水井及煙囪等遺跡成為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陳列館的組成部分。二樓的宿舍區復原了當年八人住的木板通鋪。
據陳列館館長劉長江介紹,戰俘剛到的第一個冬天最難熬。“很多戰俘是穿著夏天的衣服從東南亞那邊被押送來的。”他說,由於寒冷、勞累和營養不良,這裡的戰俘死亡率高達16%。這在皮蒂少校的日記中得到了印證。
1942年到1943年初,他的日記中經常有“美國人死亡”這樣的字樣,有時一兩個,多時達六個。到1943年4月5日,151天中有201人死亡。
日記中還記載了一些戰俘被虐待的細節,比如1943年10月12日,“四名美國勤務兵遭到毒打(他們被木劍打倒在地),說是因為發現美國軍官營區內的洗漱池太臟。第954號戰俘被石川大為用戰刀的刀面打了三十多下...被打的理由是:一個哨兵對他說了什么,但是他沒聽明白,石川便雙手舉起戰刀,雙腳跳起,奮力進行毆打,被打者不得不接受治療。”
“毆打的事情是如此經常地發生,以至於不會有誰再會把它當做什么不同尋常的事情予以記錄。”日記中寫道。
毆打並不是最可怕的。
1943年1月30日,“每個人都接受了5毫升的傷寒、副傷寒甲疫苗接種”。2月5日第二次接種。2月13日,“今天,大約10名日本軍醫和20名其他軍階的日本人到來,調查發生大批人員死亡的原因。”楊競在日軍的“關總作命丙第九十八號命令”中發現,這些人來自臭名昭著的負責生化試驗研究的731部隊。
“兩名美國人在醫院死亡。來訪的日本人對屍體進行屍檢解剖。”這一天是2月15日。皮蒂上校無權看望病人。有個名叫傑克·羅伯茨的英國衛生兵發現醫院裏有大量的冷凍屍體。“那些屍體都被解剖了,戴著面具的日本人在檢查胃、腸、胰臟和肺,有一些屍體腦部被移除。日本醫生對解剖做了詳細的記錄。”皮蒂說。
戰俘們的生存條件惡劣,缺吃少穿,一些中國人向他們提供了幫助。
92歲的李立水曾在日本人的“滿洲機械工作株式會社”工作,很多戰俘平時也在那裏勞動。
“日本人對戰俘管得嚴,他們很苦,吃不飽飯,一個個都很瘦,有時看到地上有花生米都會撿起來塞進口袋裏。”他說,由於他年紀小,日本人對他管得不太嚴。
一天,李立水從一輛拉菜車上拿了幾根黃瓜,回頭看到編號266的戰俘正眼巴巴地看著他。
對於266他是有印象的。“那個人特別好,幹完活兒經常會打掃一下衛生,把我們這裡都掃乾淨。”
李立水拿起兩條黃瓜,蹲下偷偷扔了過去。266迅速撿起藏了起來。
他並不是唯一幫助過戰俘的中國百姓。
在日本工廠做管理員的葛慶餘曾經幫助美軍戰俘偷軸承換糧食,而高德純曾幫助三名準備逃跑的戰俘偷地圖,被日本人抓進監獄受盡折磨,判處10年徒刑。
日軍投降後,李立水見過一次266。“當時他已經被放出來了,一看見我就熱情地打招呼,還塞給我一把糖(巧克力),有點兒苦溜溜的,挺好吃的。”
後來,中國解放,發展,這段歷史漸漸被人們遺忘。
“父親把心思放在後來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少提起以前的事。”皮蒂說。
在中國情形也相似。戰俘營的一段圍墻被當作違章建築拆毀,牢房成了居民樓。很多住戶都不知道那裏曾關押過國際戰俘。
在半生的時間裏,李立水幾乎忘記了黃瓜和266,直到2002年有美國記者採訪他,他才隨口講出了那段故事。第二年,老兵尼爾·加格裏阿諾託人給李立水捎來自己的近照和一封信,信上寫著:我就是266,那段經歷恍如昨日。
2007年開始,中國政府出資用於戰俘營舊址環境整治、原址復原等項目,同時新建了一座主題廣場和史實陳列館。歷經多年維修建設,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於2013年正式對外開放。
“一些老兵和他們的子女回來過。”劉長江說。
但是加格裏阿諾卻沒有回來過。幾年前他去世了。“如果見到他,我們會是很好的朋友。現在晚了,什么也沒法說了。”李立水遺憾地說。接著,他忽然激動起來:“我希望能聯繫上他的家屬,跟他的家屬見見面,聽他們講講那位老兵的事。”
皮蒂上校也沒有再回來。他於1989年去世,26年後他的日記在中國出版,英文一直未出版。“我想他也不願意再記起以前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了吧。”伊恩·皮蒂說。
事實上,皮蒂對父親受過的苦難也難以釋懷。和父親一樣,他拒絕去日本。當年日本天皇訪英期間,他的哥哥曾給首相寫信抗議。
皮蒂本人也是一名軍人。和父親相比,他覺得自己幸運多了。“我看到了教育和交流的極大進步。”他說,“希望不要再有戰爭,我們都能更尊重別人,通過對話解決問題。”
“我們所有人都希望能夠生活在和平中,能夠盡情享受這個美好的世界帶給我們的愉悅。”伊恩·皮蒂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