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拉萨１０月６日电 题：“登山的过程，是最好的教育”——北大登山队的卓峰登顶路

新华社记者王沁鸥

５日，记者在西藏拉萨见到了攀登卓奥友峰归来的北大登山队一行。虽刚从海拔８２０１米的世界第六高峰上下撤，队员们黝黑的面庞上却看不出一丝疲惫，４天之前１４人同时登顶的兴奋劲儿，似乎仍未褪去。

作为著名学府的师生与校友，挑战雪域冰峰——这会是一段怎样的攀登之路？

（小标题）“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的顶峰”

北大登山队于９月１４日到达卓峰大本营。队中有７名在校学生，每人都有三四次雪山攀登经验。抵达卓峰前，部分队员曾在珠峰成功登至海拔７０２８米的北坳，之后又进行了三个月的针对性训练。

但队员们都说：“在山上会遇到什么，谁也无法预料。”

卓奥友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部。藏语中，卓奥友读作“乔乌雅”，意为“大宗师”。其山区气候与珠峰相似，是攀登珠峰前进行高海拔雪山训练的合适场所。这次攀登也是北大２０１８年登珠峰前最后一次雪山攀登训练。

卓峰的攀登难点之一，是海拔６４００米到７１００米之间的三段冰壁。两名学生队员便在翻越冰壁后遭遇了精神极限。

今年读大三的郭佳明是第一次在这么高的海拔无氧行动。登上几近垂直的冰壁后，还要走过一段缓坡才能到达２号营地，那一段路，他举步维艰。再加上当时山上雾气很浓，完全看不到营地的影子，脚下的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弱小，甚至有些情感失控了。”另一名队员庄方东说，体力的考验是一方面，但登山过程中的精神重压令他始料未及。这些从未有过海拔８０００米以上攀登经历的“９０后”们，第一次体验到了心理和生理在超高海拔所面临的双重脆弱。

而每次攀登，都要与诸如此类的“始料未及”作鬥争。用队员赵万荣的话说：“登山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的顶峰。”

“每个人到达极限的点都不同，你必须靠自己。这是对你的试炼和考验。”２０１２年入校、已有７次雪山攀登经验的赵万荣认为，这或许就是登山的意义，“能力可能有极限，但内心的强大，它的提升空间是无止境的。”

（小标题）再临“８０００＋”

全球海拔８０００米以上的山峰仅有１４座。北大登山队上一次登临这个高度，已是１９年前。

１９９８年，在校庆１００週年之际，北大登山队自主登顶卓峰，成为国内首支登上海拔８０００米以上高峰的大学生登山队，一时风头无两。直至２００２年噩耗传来，５名学生陨命希夏邦马，登山队遭遇重大挫折……

去年，北大宣佈，山鹰社队员将联合富有登山经验的部分校友，于２０１８年攀登珠峰。时隔多年，北大登山队再次引发媒体关注。

“但我们并不想用这次攀登证明什么。”赵万荣说。

赵万荣曾于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６年担任山鹰社社长。在他看来，在近２０年后才重拾对“８０００＋”的渴望，甚至敢于第一次仰望“地球之巅”，对北大而言，确是时机成熟后的审慎决定。

十多年间，山鹰社每年都会组织雪山攀登，积累了一批学生登山骨干。而中国商业登山行业的成熟，也为民间团体提供了更多保障。这次攀登卓峰，全程由西藏雅拉香波登山探险服务公司提供修路、运输等保障，每个队员都配备了一名专业向导。

“中国民间登山界，早已过了需要用攀登高度刷新纪录、引领行业发展的阶段。我们现在登山，更想传播一种当代青年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赵万荣说。

山鹰社指导老师钱俊伟也表示，２００２年之后，山鹰社就已调整了理念：“通过提供科学的攀登训练，让更多学生拥有雪山体验，在攀登过程中收获人生阅历和精神成长，是我们开展登山活动的目的。”

（小标题）“这很北大”

年轻的“山鹰”们，对“精神成长”还有另一层体会。

在攀登卓峰的过程中，登山队组织了晚间“讲一讲”活动，每次确定一个主题，由队中的一名老校友主持开讲。

从创业故事，到人工智能，甚至到西方美术史……每一晚的讨论，都令在校生队员们意犹未尽，获益匪浅。下山后被年轻队员们最多提起的，是某晚关于自然观的讨论——人类登山，是为了征服山峰，还是学习与自然共处？如何评价２０世纪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爆发？登山可以为修正人类中心主义提供哪些帮助？……

一群年龄从“６０后”跨越至“９０后”的登山者，在茫茫雪山深处畅谈天地古今，在氧气稀薄地带碰撞思想火花——“这很北大！”队员们说。

讨论并非空谈。在大本营至前进营地的途中，登山队员与向导一起清理垃圾，两天累计带回垃圾上百公斤。登山中，北大学生们还与藏族向导结成了语言学习小组。

“我们白天拉练途中教他们英语，晚上他们教我们藏语。”１９９７年出生的郭佳明恰好与两名藏族姑娘同龄，不到一个月时间，他便已经掌握了藏文字母的基本拼读规则……

１０月１日上午８时４８分，７名学生队员与其他队友一道，将校旗与五星红旗带上卓峰之巅，并向祖国母亲送上了生日祝福。那一刻，在世界第六高峰视野开阔的峰顶，家国命运与个人成长，在这些年轻人胸中交织与激荡。

“所以可以说，登山的过程，是最好的教育。”钱俊伟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