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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記者謝鵬 俞懋峰 劉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面容是憔悴的，言語是無力的。
６月１日在首相官邸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安倍正式宣佈，政府決定再次將原來計劃中的調高消費稅率時間延後。對此，包括日本民進黨、社民黨等在內的在野黨人士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決定背後的唯一原因就是“安倍經濟學”失敗了。
國際政經觀察人士普遍認為，“安倍經濟學”推出３年多來，不僅在提振日本經濟方面乏善可陳，還造成中產階級淪陷、貧富差距擴大等廣遭詬病的社會問題。同時，日本債務風險等如同一股暗流，隨時可能衝擊脆弱復蘇中的世界經濟。
“安倍經濟學”只是看起來挺美
“日本經濟與社會的現實表現，和安倍那些漂亮的口號相去甚遠，”長期關注日本社會貧困問題的日本律師聯合會前會長宇都宮健兒如是說。
自２０１２年底上任以來，安倍大力推行以超寬鬆貨幣政策、擴大財政支出和結構改革為“三支箭”的“安倍經濟學”。然而，３年多來，這一政策組合獲得的“差評”越來越多。
按照“安倍經濟學”的“美好”設想，以量化寬鬆為支柱的貨幣政策將助推日元貶值和股市上漲，從而使企業利潤上升。之後，企業將為員工加薪，同時擴大用工及經營規模，進一步刺激消費，增加內需，使日本經濟走出長期低迷困局。
“骨感”的現實卻是，由於對經濟前景信心不足，企業仍持續壓縮成本，大量增雇工資福利水準更低的臨時員工。這導致日本整體就業不振，消費難起。與此同時，內外環境的變化還導致日元持續升值及股市暴跌等情況出現，令安倍始料不及。
在財政方面，安倍政府於２０１４年４月將消費稅率從５％提高到８％，以增加收入平衡財政。政府原計劃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將此稅率進一步提高至１０％。然而，由於經濟形勢變化未能如願，持續增稅只會進一步壓制個人消費、加重通貨緊縮，政府之後不斷推遲再次上調消費稅率的時間。“德國之聲”就此評論說，“安倍經濟學”推行以來，日本財政政策除了導致債務增加外毫無建樹。
“前兩支箭”落空，而結構性改革的“第三支箭”也流於表面。從實際效果看，日本一些大型企業集團雖經營情況有所好轉，但寧願坐擁現金也不願投資，中小企業一直以來面臨的重重壓力沒有明顯減輕，經濟結構調整效果不大。
在記者採訪中，日本島根縣一家紙製品企業給“安倍經濟學”打了３０分的低分。這家企業管理者認為，“安倍經濟學”和真正支撐日本經濟的中小企業和地方經濟“完全沒有關係”。
儘管安倍２０１５年９月連任首相後又提出發展經濟、改善社會保障、支持兒童培育的所謂“新三支箭”，但缺乏具體支撐措施。國際觀察人士還特別指出，像日本的少子老齡化等固有問題，與長期形成的社會心理因素密切相關，並非簡單的經濟政策所能改變。
日本最新公佈的官方數據表明，第一季度其經濟增速環比僅０．４％，個人消費環比僅增長０．５％。《經濟學人》期刊認為，雖然當季日本經濟避免了技術性衰退，但個人消費僅微弱反彈，被政府視為經濟增長關鍵的企業投資還有所減少，表明日本經濟前景依然黯淡。
“安倍經濟學”著實讓日本人失意
“日本窮盡一切手段只為‘刺激’經濟，但急需的結構性改革難見，老百姓生活未見特別起色，”經合組織負責日韓事務的主管蘭德爾·瓊斯這樣評判。
日本經濟長期面臨勞動人口減少、貧富差距擴大、國內需求低迷等結構性問題。由於“安倍經濟學”本身在政策設計及實施方面的重大缺陷，以及日本內外環境的變化，這些內生性深層次問題不但難以解決，甚至還在惡化，導致日本民眾鮮有“獲得感”。
例如，從社會結構看，日本從過去中產階級龐大的“橄欖形”逐漸下陷為低收入人口增加的“金字塔形”。官方統計顯示，２０１４年日本貧困人口約１１３９萬人，較１９９９年激增４２％。安倍２０１２年底上臺後的短短兩年，貧困人口就增加了約５０萬。與此同時，吃低保的赤貧階層也在擴大。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顯示，截至２０１５年底，領取低保家庭達１６３．４萬戶，總人數為２１６．６萬人，雙雙達到歷史峰值。
日生基礎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土堤內昭雄認為，鋻於當下日本社會結構，“安倍經濟學”將對中產階層造成威脅。“這種感覺如同在礦區行走，隨時會遇到風險，一旦有無法預料的事情發生，很快會變得一無所有，”他這樣形容當下日本中產階級的心態。
“３年來我的工資沒有增加，為了維持家計，只能削減開支，”當記者就“安倍經濟學”對日本普通人的影響進行街頭采訪時，一名供職於東京一家圖片社的中年男士這樣說。由於物價上漲及消費稅上調等因素，日本居民的實際購買力在下降。日本厚生勞動省公佈的數據顯示，去年日本國民實際工資指數已連續４年下滑。
在日本實施“安倍經濟學”的３年多時間裏，神戶新聞社曾做過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民眾對“安倍經濟學”表示不滿，原因包括“貧富差距正在擴大”，“工資、營業額沒有增加”、“家庭經濟狀況變差”等。
“安倍經濟學”正在為世界經濟“埋雷”
“日本政府發生債務危機的概率將遠高於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都將是一大風險因素，這和‘安倍經濟學’密不可分”，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張淑英對日本債務風險高度警惕。
由於“安倍經濟學”不遺餘力地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刺激經濟，導致日本政府債務率（公共債務佔ＧＤＰ比率）大幅上升。隨著安倍再次宣佈推遲提高消費稅率，日本政府財政兩條線“收”無源頭，“支”難剎車，令全球對日本債務風險的擔憂持續升溫。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３月底，日本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債務餘額達到１０４９．３７萬億日元（１美元約合１１０日元），相當於平均每個日本人負擔約８２６萬日元債務。作為比較，日本人均月收入也就４０萬日元上下。
日本政府債務率在１９９１年時僅為不到９０％，安倍上任時已攀升至２３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等機構最新測算，該指標目前或已升至２５０％，而且還有不斷攀升的趨勢。
日本政府敲定的２０１６財年（始於４月１日）財政預算總額高達９６．７２萬億日元，再創歷史新高。其中，政府收入中有三分之一依靠發行國債籌措。由於國債市場交投低迷，日本央行已成為國債最大買方。有國際財經媒體刊文說，“孤獨大買家”現象說明日本已經在債務泥潭中越陷越深。
財政困境已如此窘迫，自然災害又加重了財政負擔。２０１１年３月東日本發生罕見大地震，今年４月九州地區又遭受強震，日本國會近日不得不追加通過一筆總額達７７８０億日元的補充預算以支持災區重建。
無論是與自身縱向比較，還是與其他發達國家橫向比較，目前的日本政府財政都處於最糟糕境地。負債纍纍、寅吃卯糧的日本政府不僅加快了自身瀕臨財政懸崖的步伐，而且對全球金融市場穩定和世界經濟增長構成威脅，成為美國學者羅伯特·薩繆爾森一再警告的高債務與低增長“有害結合”的反面典型。世界經濟論壇近年在其《全球風險報告》中也一再提及日本的債務問題。
同在６月１日，權威機構還公佈了４月份日本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ＰＭＩ）。這一反映日本主要行業信心狀況的重要指標落至４０個月以來新低。“日本不斷上升的債務率曲線與不斷下行的ＰＭＩ走勢正在形成‘死亡交叉’”——隨後，這樣的表述就見諸媒體。（參與記者喬繼紅、曹筱凡、許緣、沈紅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