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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呼吸。”
刚开始是发热和咳嗽，接着是明确的呼吸困难，用赵一波的话说，病毒让肺像肿了一样，进而使肺失去了呼吸的功能。有的病人带着面罩，有的病人带着氧气管，有的病人插着管......虽然那一起一伏的动作并不足以让氧气进入血液，但拼命呼吸的声音还是充斥着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发热疗区12东的病房，大到足以让被防护服裹得严严实实的赵一波听到。作为呼吸内科的大夫，呼吸困难的患者他常见到，但“这次这么严重的并不多见”。并且，“看别人喘不上气，自己感觉也要喘不上来气了”。
马上就是赵一波来武汉的第三个礼拜了。这一天，他刚刚结束了从头一天晚八点半到凌晨两点半的班，睡了一个自然醒的觉。住在医院对面宾馆五层的单间里，他不值班的时候就休息，写点东西，运动，或是阅读手头的那本《呼吸与急危重症医学探讨》。一天的24个小时被划分成四个时段，不同时段的值班时间几乎变成了他需要克服的最大敌人——担心起不来，担心漏班，“不知今天周几”。
左：1月26日，准备从吉林出发的赵一波。右：在武汉酒店房间里的赵一波。
出发
两套衣服，一套洗漱用品，两个纸抽和二十五包方便面，这些是赵一波打包进行李的全部家当。他几乎是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和母亲解释这件事情的，但直到八点多从家里出发，他都没告诉父母自己确切的出发时间。一小时后，他已经在吉林市北华大学附属医院与其他两位医生同事会合，再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见到了吉林省此次支援的所有医护人员，在广场上誓师，然后等待登上去往武汉的包机。
出发的时间比赵一波预想的要提前许多，甚至可以说是仓促。开始听说武汉的肺炎情况严峻，是过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北华大学附属医院的呼吸科主任，赵一波的直属领导，刚开始在开早会的时候征集愿意被调去武汉的医生。一年中唯一一天真正放假的年三十，不用一早去查房的赵一波在家包饺子，看电视，做饭菜，再哄两个年纪尚小的儿子，现在想来那几乎是近段时间内最闲适和放松的时光。本应安排在初四、初五的出发日期一再被提前，从初二早上召集到医院进行统一培训，到初二凌晨一通电话的通知——当天九点就要集合准备出发。
准备发给赵一波一行人的应急食物，但其实除了三餐，赵一波很少会吃到。“有时候觉得挺过意不去的，从我看的角度来说，给我们的待遇要比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的待遇要好一些。”在赵一波看来，他们还是被当作客人来看待，比如与他们的几班倒制度相比，本地医生可能要面临一人连续值班一、两天的辛苦。同时，本地医生平时大多只能在病房休息。“没做到同甘共苦，从付出的角度来说，感觉我们还应该干更多的活。”
下午五点，赵一波所乘坐的航班CZ5243起飞。这架包机不仅搭载了包括赵一波在内，吉林省第一批支援武汉的一百多名医护人员，还包括方便饮食、保暖用品、防护备品在内的物资。这些物资一部分给支援的医生们提供保障，一部分以省份为单位支援武汉本地的医生使用。结束约三个小时的飞行后，坐上统一调配的客车，赵一波对窗外的风景就一个感觉，“这么大一个武汉，瞅着就像城乡结合部一样，没有人也没有车”。到宾馆安顿好之后的凌晨，赵一波才得以睡了一觉，以应付第二天上岗前的最后一次培训。
赵一波的一张照片记录了出发前的情形，登机口前，他穿着的那件在东北御寒的黑色羽绒服，显然在后来的许多天里，并不足以抵抗南方冬季特有的湿冷。不过，武汉对于他来说拥有两种温度，一种是从酒店到医院步行距离中的刺骨寒风，一种是防护服里超过两个小时便无法忍受的闷热。
之前穿防护服都是“玩”
“在开着暖气大约二十度的室温下，只穿着内衣裤，再罩上两层雨衣，只需要呆上二十分钟，大概你就能体会穿着防护服是什么感觉了。”这大概也是第一次赵一波如此频繁地穿着防护服工作，在那不透风、不透气也不透水的服装里，汗水往下淌，脚就全都泡在汗水里。“之前穿这个都是‘玩’，比如考试或是做演示。但这一次穿它是为了保命。”
在赵一波工作的疗区还未开放之前，医护人员熟悉病房。
左：护目镜让赵一波的眼镜不断起雾，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右：赵一波的防护服背后，除了名字，还有“精忠报国”四个字。
赵一波工作的疗区有整整一层楼，共分为19个房间，可容纳50张床位。1月28日赵一波一行医护人员到岗后开始收治病人之前，病房刚刚改造完成，普通病房变成了隔离病房，兼具患者去、隔离区、清洁区和穿脱防护服的缓冲区。疑似患者住在单间，占据大部分的确诊患者住在最多容纳6张床的较大房间内。而这些患者，是全部经过了一整个流程才最终与赵一波相遇：先是自己疑似有症状，再到门诊挂号就诊，经过检查和问诊，最终通过肺部CT和假阴、假阳情况较多的新冠病毒试剂盒一起，确诊，再被门诊和急诊科确认是否该被收治进来。经过大约10到15天的康复期，有的患者得以出院。另外一些，则多数因为自行在家隔离时用药不及时，或是像高龄老人或拥有基础疾病等情况，最终去世。
这让几乎所有人都联想到SARS的新型冠状病毒，也让赵一波想起曾经请愿的日子。那可能要追溯到曾经还是初中生，且作为患者的赵一波。15岁的时候，为期一年的类风湿治疗让他备受煎熬，赵一波决心以后要当个医生。非典那年，还在吉林省北华大学医学院念书的赵一波也曾请过愿，但“你见过谁会让一个孩子上前线呢？”
在医生办公室，赵一波（左四）与小组内的全体成员合影。
那做医生的经历终究还是和当初想象的不太一样。受人尊敬，能够看到患者康复，或是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可以奔赴支援的第一线，这些大概是赵一波能够预想到的。给自己定位为”有良知的科普知识分子”，赵一波觉得有三点最不能推脱：“为民请命，临危受命，共赴国难”，这促使直到现在，他仍像医学生的自己一样，在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但也很多事情并不如所想。身体上的疲劳，是赵一波在武汉支援时切身感受最深的一点。另外，自从来到了武汉，工作使他往返于宾馆和十五分钟步行距离外的医院，变成了“标准的两点一线”。怕在工作中产生暴露从而传染给他人，每个人都将自己封闭在居住的酒店标间内，赵一波已经“很久没说话了”。寂寞，但这最大程度地保护着每一个人，对于赵一波来说，是“如果我被感染了，不会伤害到我的战友们”。
“我们都是一个战壕里和疾病抗争的战友”
在前线不分职称也不分年龄的同事们当然是战友，不过对赵一波来说，患者也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赵一波很少记得这些”战友”们的名字和面孔，但他清楚记得自己已经经手了18位病人，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准确年龄，记得他们说过的许多话。那其中包括康复出院的39岁女性患者，出院后却要面对父母全部因新冠病毒肺炎去世，不能称之为家的家；一起住进病房的母女，总是在治病时候把优先的机会推给对方；医院体检中心早期没有做好充分防范而染病的护士，正在疗区里积极配合，逐渐康复，因为“本身从事医疗行业的人最懂得怎么当患者”；也有75岁的老年男性患者，想要用生命中最后的力气拔掉氧气管、监护仪和治疗针。
左：赵一波在患者床边，这位患者病情较重，戴着面罩双通道吸氧。中：赵一波工作的疗区。右：与组员一起在安全区工作的赵一波。在不透风、不透气、不透水的防护服里，医护人员可能“撑两小时都很不容易”。实际上，医生需要穿1-2个小时，护士则需要连续穿3-4个小时。脱下防护服后，他们会穿着这样较为方便的衣服继续工作。
与以往见到的重症患者相比，在武汉的患者让他觉得，“看到他们的样子很可怜，有些人好端端的，连这个年都没过去”。赵一波情感上的波动，也来自一种自责，新型肺炎意味着未知，医治能力的有限，让作为医生的他有时候无能为力。有时他也恐惧，这并非来自新的病毒，而是透过唯一能接收到外界信息的手机，他“面对人们对新的病毒的恐惧，而感到恐惧”。
但对于赵一波来说，他早已过了会陪着病人或病人家属一起流泪的阶段——这被他称为“低水平的情感共通”，在他看来，远比不上“高水平的冷静”。“我们医生和另外一个角色很相似，就是将军，你希望每一个将军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医生在处理病危和去世的患者的时候，就应该是什么反应。”不过，在赵一波工作的疗区中，医生有时又像士兵，并且是“敢堵枪眼、敢举炸药包”的士兵，比如在面临抢救的时候。
“抢救以心肺复苏为主，这时候，含有高浓度病毒的痰液飞沫会随着心肺复苏的动作往外传播。剧烈按压的动作也让医生的呼吸量增加，有时甚至面部防护的面屏也会脱落。”抢救也许可以将生死线上的病人们救活，但当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对医护人员来说也无疑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考虑到风险太大，后来医院迅速对ICU病房进行了改建，旨在优先用呼吸机的机器代替人工按压，但并不是每一个患者都能接受插管，几乎只有“特别清醒和一点都不清醒”的患者才能完成。若只能进行心肺复苏，赵一波的解决办法，是将一个黄色、半透明的污染物塑料袋后方开一个供呼吸的孔，再套到头上。只是无论用怎样的办法，就像所有医生面对所有患者时的第一个念头那样，赵一波想“让他活着出院”。
左：赵一波酒店窗外的风景。右：去往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工作途中的赵一波。
“来的时候，说得不实际一点，就是想让病毒死在自己手里。人生嘛，总得有一段能配得上BGM的事情。”这天，赵一波刚刚睡醒，混乱的生物钟让他接近中午才吃了第一顿饭，是加了个鸡蛋的青菜肉丝面，和湖北人爱吃的莲藕汤。他的窗外看不到这次支援工作的医院，是密密麻麻的居民楼，里面住着数不清的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在这场疫情之前，也与赵一波毫无瓜葛，但现在他们似乎多了一重关联。只有在这里，治好了一个个患者，才会有更多家庭团圆，而远在吉林的赵一波的家人，才有可能在出门的时候摘下口罩。赵一波的任务还有至少5到9周，那时候，武汉的樱花大概也开了。对于从医的他来说，不论面对什么样的疾病，日后这一场场具体的战役，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文中所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