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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来到日本的第十七个年头，从最初的留日学生到目前在私立大学任教，多年的旅日生活让我对日本社会也有了一些比一般人更深的认知。因此希望通过此文把目前观察到的日本的疫情情况传达给大家，同时也希望国内的人们对疫情中的日本社会有个客观的理解。 在日本的这些年，印象中影响比较大的公共危机事件有两件。一是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东北地区发生的里氏8.4级的地震(日本气象局测定)以及之后连锁发生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另一件便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在日本扩散。虽然两者的起因完全不同，但是日本社会各界的反应还是比较相似的。撇开前者不谈，本文从日本政府、疫情的信息传播、日本民众这三方面来还原和分析一下新型冠状病毒在日本扩散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朝日新闻》关于疫情的报道（左）；作者拍摄的东京墨田区街景（2月27日）本文图片均为作者供图
日本政府的“急转弯”
从“不要不急”到政策急转 (2020年1月下旬开始至今)
疫情初期有很多国内的朋友都说日本人对于此次疫情过于从容淡定。这种从容淡定的态度虽然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有一定关系，同时与日本政府最初对疫情的定位息息相关。
笔者根据朝日新闻社的相关报道将日本各级政府在日本发生疫情后的动向做了归纳。
2020年1月9日《朝日新闻》刊登一篇题为《武汉肺炎 检验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报道。之后鸟取县，山梨县，神奈川县等地方政府面向本地居民陆续开设新型冠状病毒的咨询窗口。1月下旬随着疫情的扩散，各地方政府呼吁本地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有症状者及时就诊。
进入2月，日本各地疫情扩大，特别是到2月下旬随着“钻石公主”号邮轮游客下船致使疫情在日本各地开始扩大。其中北海道，东京最为严重。北海道政府已于2月28日发表了北海道全区域进入紧急状态的公告。
与地方政府相比，东京的中央政府动作可谓慢一上拍(日语称“不要不急”)。1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对策本部，由首相安倍晋三担任本部长，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厚生劳动大臣任副部长，其他国务大臣为对策本部成员。而日本医生会组成的民间疫情对策本部两天前于1月28日正式宣布成立。从1月30日至2月27日政府总共召开了15次疫情会议，2月25日正式制定了疫情基础方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被在野党和民众诟病的主要是以下几点。
● 身为环境大臣的小泉进次郎两次缺席新型肺炎的对策会议，文部省与法务省大臣则各缺席一次。从中可以看出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不重视此次疫情。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之后的政策混乱，各部门之间无法对政策进行正确解读。
● 基础方针出台滞后，意思不明确，造成医疗现场混乱。政府与国民之间无法达成共识。特别是方针中最初提出的只能由保健所提供检测这一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保健所人员不足，无法及时处理相关问题，最后出现了疑似患者检测无门的现象。此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经过国会讨论下周将检测列为保险范畴之内，各大医院将有权自主进行检测，以便改善上述状况。
日本疫情专家宫坂昌之2月28日接受驻英国的国际记者木村正人的采访中谈到，日本政府采取这样的基本方针，也是无奈之举。主要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政府疫情治理、制度上的问题以外，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的PCR核算检测能力比较弱，公共卫生防御能力无法和美国与韩国相比，同时传染科医生数量以及传染知识普及两方面也存在着很大不足。
● 突然改变基本方针，造成社会各个方面的混乱。主要是以下两点。
第一、25日，日本政府做出由主办方自行决定各大活动是否继续举行的决策，但安倍在26日又推翻了这一决策，突然宣布要求取消或延期全国性大型文艺、体育等活动。造成各主办方异常被动，疲于应付。
第二、2月27日下午安倍宣布从3月2日开始全日本的小学、中学、高中以及特别支援学校的学生临时停课。由于公告过于突然，使民众一片哗然，惊愕不已。很多民众以及专业人士表示虽然能够理解，但是感到强烈不安。双职工家庭则表示过于突然，不知道如何对应。地方自治体对此也表示无法理解，以京都府为首的各地地方政府则直接表示暂时不接受此决定，等调整后再另行实施。
日本政府在疫情治理上 “慢半拍”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保护个人隐私。隐私保护是现代日本社会维护人权的重要体现，由2005年正式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予以保障。此外，1862年的麻疹流行，仅江户（今东京）一地就导致约24万人死亡，当时政府采取强硬隔离制度，虽然最终感染得到了控制，却让大量得过麻疹的国民受到了长时期的歧视。这也成为日本社会对于疫情中可能出现的歧视现象持谨慎态度。
“钻石公主”号：方向性失策(2020年2月上旬开始)
很多国家的媒体对于日本政府处理“钻石公主”号的方式非常不满，甚至认为此种处理方式是非人道的，日本神户大学的岩田健太郎教授甚至就此事在Yutube上公开发表了对政府严厉批判的言辞，在日本政府回应其批评后他删除了此视频。
其实在处理次邮轮事件上，日本政府也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最初在船上隔离是美方给予的意见(据NHK报道)。但是日本政府本身对这个病毒也没有很重视，最初采用了和一般流行性感冒同样的处理方式，最终导致处理邮轮事件时出现了各种纰漏。
对于日本政府处理邮轮集体感染事件，上文提到的宫坂昌之同样认为日本国内处理传染病的医疗体系过于薄弱，政府惧怕日本的医疗体系遭受巨大冲击，在处理这方面事务时显得畏首畏尾，非常消极，同样也无奈之举。宫坂此番评论略有为政府辩护之意，但是确实也说明在防御传染病事宜中日本医疗体系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与韩国等一些城市存在着差距。
对于日本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民众会打几分呢？显然不会太高。从最近一次对安倍内阁支持率调查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对安倍内阁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疫情治理不给力。
2月ANN（朝日电视新闻网）舆论调查，对安倍内阁的不支持率已超过了支持率
疫情中的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
对此次疫情信息的传播，不同的媒体起到不同的作用，网络媒体的速度远远快于传统媒体，但是其传播的信息具有真实性和虚假性两面。真实信息经由各社交媒体(在日本主要是Twitter，LINE，和Facebook)发酵，再由主流媒体进行验证、采访、报道，最后将问题公之于众，形成舆论，最终促进问题的解决。最为典型的就是上文提到的疑似患者检测无门的问题，就是通过以上方式使事情在最快时间内得到解决。其中TBS电视台2月25日的NEWS23的报道受到研究媒体的学者的较高评价。
上智大学新闻学教授水岛宏明在一篇媒体分析文章中评价称，各电视台在都在争相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TBS的NEW23这档节目以独特的视点进行了深度调查，从专业的角度对政府此次基本方针进行了批判。
此外日本媒体在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时谨慎用词也值得表扬。世界卫生组织在2月11日提出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COVID-19，并要求尽量不要用“武汉肺炎”这个词，以免带来对武汉人的歧视。日本媒体出于同样的理由，早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之前在表述新冠病毒时就比较婉转，很少用武汉两字，更多是用新型冠状病毒（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的表述。
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迅速性也带来了假新闻的快速传播。最大的两个假新闻就是2月初开始在亲朋好友圈子里传开的短信，表面上有安定人心的作用，实际上是推销商品。另外一个假信息称由于卫生纸、卫生棉的材料与口罩相同，今后几日卫生纸、卫生棉将供不应求。此信息造成民众在各大药妆店、超市抢购相应商品。
2月28日在日留学生付同学拍摄的东京超市的情况（左）同日作者拍摄的电视新闻画面
在此次疫情当中不得不提一下在日华人这一群体。此次疫情最早在中国武汉爆发，所以在日华人圈内的信息也就要比一般日本人来得更早更快更具体。
同时，国内的流言很快传到在日华人圈，之后又传入日本人群体，这种流言之所以很快被日本人所相信，也正是因为最近疫情扩大，日本政府方针的不明确所导致的。
简而言之，在此次疫情中，网络媒体起到了迅速传达信息的作用，在传播有用信息的同时也不可避免成为传播假新闻的渠道。另一方面，在日本社会仍维持较大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在此次疫情中及时报道民众情况，督促了民间医疗机关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及时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又对网络流言进行了辟谣。
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也有hold不住的时候
日本民众在此次疫情中从最初的淡定从容，到之后一部分人慌乱，听信流言，抢购卫生纸等物品。以此来看，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信息的公开、真实、迅速、政府正确的政策方针，以及自我判断远远大于国民性所起到的作用。日本人往往给大家有礼貌、勤勉、组织性纪律性强、忍耐力强等刻板印象。即使这样的民族面临政策方向不明确、信息不真实的情况同样会感到慌张，失去冷静。2月25日，在横滨甚至有日本民众为了抢购口罩而在街上厮打起来。
2月27日，日本街头排队购买口罩(左) ；2月25日，横滨街头为抢购口罩而厮打起来的民众
针对这样的现象，《朝日新闻》记者津田大介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在新型冠状病毒迅猛扩散的形势下，为了消除民众的不安，疫情专家以及各国政府在说明此病毒特征的同时也不断呼吁民众要冷静对待。即使如此网络上每天仍然有大量煽动性、没有医学根据、可信度极低的阴谋论存在。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现象称之为信息传染病(Infodemic)，并警告说这种现象会增加获得正确信息的难度。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产生信息传染病的原因在于人们的过度不安。在过度恐惧和不安的状态下，大家不再客观地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而是攻击一些想象出来的“共同敌人”，专家们的意见也就很难传达给这些民众了。当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以后，专业知识将被轻视，甚至招致专家与民众之间的对立。津田记者呼吁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众应该保持理性，他的意见不仅针对日本社会，也同样适用正在抗疫的各国。
（作者在日本上智大学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现在上智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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