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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扩散。6月初，非洲的刚果（金）卫生部确认该国暴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被列为该国从1976年来第11次埃博拉疫情，这使得非洲原本就薄弱的防疫系统压力陡增。美国非虚构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早就对此有过预测——埃博拉疫情不是偶然的意外事件，而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是新病毒跳出生态系统后的震荡波，而这种震荡波还会出现。
“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普雷斯顿在《血疫》里总结道。他曾深入埃博拉疫情暴发之地，探寻这种致命生物安全四级病毒的缘起，而其第二部与此相关的作品《血殇》中文版也于近日出版。在这本书中，普雷斯顿表达了他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担忧。
他提出，假如一种新病毒扩散到北美或任何一个大陆的百万级人群之中，医院是否有能力处理那么多的患者并照顾他们？美国有没有足够的床位和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应对疫情？书里的预言仿佛在当下应验。到目前为止，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累计确诊病例已超200万，死亡人数已超11万。
曾为美国敲响过“警钟”的普雷斯顿，会如何看待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为何总会有层出不穷的新病毒？为了防范未来还会出现的新病毒，人类又该如何与自然打交道呢？为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普雷斯顿。
病毒是自然界对人类的“复仇”
新京报：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你有关埃博拉疫情的非虚构作品《血殇》恰好在中国出版。你在书中预言，对于严重的流感大流行和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世界并没有做好准备。这一切仿佛应验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上十万人死亡，《纽约时报》曾在5月24日用整个头版来刊登美国的死者信息。你如何看待预言的应验，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
普雷斯顿：其实，1994年我就在《血疫》当中预言过，世界将会面临一场大流行病。在我的新书《血殇》里，我也有同样的预言。
与埃博拉疫情类似，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一桩特殊的事件，而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其实，许多人类完全不知道的新病毒，正在从地球的生态系统里不断涌现出来感染人类。这其中包括艾滋病、埃博拉病毒、SARS病毒和MERS病毒，还有许多我们不太熟知的病毒，比如尼帕（Nipah）病毒和亨德拉（Hendra）病毒。
这些新疾病的暴发频率比以前高出许多，而且，传播速度也比以前的病毒快很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有如下原因可以提供解释。
首先，由于人类破坏环境，地球的生态系统变得脆弱。人类越来越常跟野生动物打交道，而野生动物往往是许多能感染人类的病毒的宿主。
其次，我们要考虑聚集因素：这颗星球上有76亿人口，其中许多人拥挤地居住在超级大城市里——即有超过2000万人口的城市。这种超级大城市给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完美场所。
再次，我们要考虑流动因素：通过便捷的交通工具，人们在全球各地到处流动。举个例子，假如一个病毒从泰国山洞里的蝙蝠传染给了人类，24小时后，这个病毒就可能抵达北京、纽约或开罗等全球性大城市。假如一个城市被病毒“攻陷”，那么全球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很可能被“攻陷”，因为城市与城市之间是由许多航班连接起来的。作为人类，一般来说，我们希望我们能控制自然。其实，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自然。如今的人类，依然很脆弱。
新京报：你在《血疫》里提过，新传染病出现的重要原因是人类破坏环境，尤其是热带生物圈，这仿佛是地球对人类启动免疫反应。人类的扩张和蔓延，很可能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你觉得人类该如何与自然打交道？我们该如何防范来自自然界的病毒？
普雷斯顿：新病毒，比如埃博拉病毒和新冠肺炎病毒，都可以被视为“自然的复仇”。对我来说，地球就像开启了针对人类的免疫系统。在自然界，若某个物种的数量变得庞大并且过多的时候，经常会暴发一种病毒，由此来减少这个物种的数量和规模。这是自然界对某个物种数量的控制机制。
人类该如何防范这个自然界的控制机制呢？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首先，各国政府必须要在公共卫生上投资更多的钱，并尊重医生的建议。其次，各国政府在新疾病的监视上也要投资更多——这样能及早发现新病毒的暴发，并在这些新病毒还没有流行开的时候阻断它们的传播。再者，各国政府必须多投资所谓的“研究平台”（即医药工业和研究组织），这样的话，在新病毒出现的时候，这些机构能快速地研究并生产出新疫苗和抗病毒的药物。
特朗普的防疫措施混乱而无力
新京报：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你觉得美国的防疫措施做得如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批评特朗普，说他的防疫措施是“绝对的灾难”。你如何看待特朗普在防疫上的表现？
普雷斯顿：我同意奥巴马的观点。在应对疫情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防疫管理措施非常无力和混乱，他的领导非常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这场大流行病，视为干扰他连任的政治问题。对人类来说，病毒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场自然灾难。新冠肺炎病毒是自然的力量。我们应该敬畏它，就像我们敬畏台风或海啸一样。那些不敬畏自然的人，最终会被自然的力量所摧毁。
新京报：在《血殇》里，你提到阻断传染病传播的“远古法则”，实际上就是必要的隔离措施。你认为打赢埃博拉战争的不是现代医药，而是隔离。人类必须克制自身的人性、情绪和本能，才能拯救自己。你甚至还设想纽约这样的城市被迫实施“远古法则”的情况。但是，美国民众对隔离措施的看法颇为分裂，有人支持居家封锁令，也有许多人抵制，甚至到州议会大厦门前抗议居家封锁令，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普雷斯顿：6月8日，科学期刊《自然》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大规模预防传染措施的效果》的文章。据一组研究人员估算，美国的居家封锁令有效减少了6000万新冠肺炎感染者，而中国的封锁措施有效地减少了2.85亿感染者。封锁措施是管用的，它能帮助一个国家尽早地恢复经济。
许多美国人拒绝封锁措施和居家令，还拒绝戴口罩。这大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特点导致的：他们相信这个病毒不会伤害到他们。我们都是人类，却有人相信这些“幻觉”。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相信“幻觉”，而非真相。
新京报：有些美国人认为，防疫的封锁措施严重阻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许多人因此失业，许多企业因此遭到困难。你怎么看待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普雷斯顿：克服这个经济难关的最好办法就是，打败新冠肺炎疫情本身。这需要三个条件：检测并确认被感染者、隔离被感染者和研发并大规模生产疫苗。其实，最难的部分是制造出足够的能够保护上亿人口的疫苗。
种族主义和怪罪外国人就像“尿裤子”
新京报：有人说，此次疫情使得弱势群体和穷人的处境更为糟糕，疫情深刻地揭示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这次疫情中，人们有什么办法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
普雷斯顿：显然，新出现的病毒，比如埃博拉病毒和新冠肺炎病毒，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这些新病毒不仅破坏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安全，也会破坏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病毒是不会在意宿主是穷人、富人，或是哪个国籍的人。对于病毒来说，我们都是一堆肉——一个病毒能复制自己并存续的家园。
所以，对于中国以及许多发达国家来说，去帮助穷国加强公共健康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对保护本国安全也是有利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地球上每个人的安全性。发达国家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公民，就应该让全球每个人都享有良好的医疗服务和完备的医疗设施。公共卫生如今是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要务之一，富裕的国家得帮助穷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新京报：此次疫情还暴露出种族主义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也损伤着许多国家的国际关系。有人认为，在恐慌面前，人们急需找到替罪羊。你怎么看待疫情所引发出来的种族主义？
普雷斯顿：把一场瘟疫归罪于外国人仿佛是一种天性。在英语里，有一个说法叫“这肯定是某人的错”（It has to be somebodys fault）。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当某一灾难或糟糕的事发生时，人们常常需要找替罪羊。种族主义就是现在人们害怕和恐慌时，让他们心里舒服的简单借口。在这个时候，种族主义和怪罪外国人，其实就像人们尿裤子一样。短时间内，尿裤子会让人感觉良好，但不久后，就会感到冰冷和不舒服，并且还会引起尴尬。
新京报：你对“群体免疫”有什么样的看法？
普雷斯顿：群体免疫的确可以停止一种病毒的传播。不过，为了让我们达到对新冠肺炎的群体免疫，许多人会因此死去，这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疫苗来达到群体免疫。
新京报：你觉得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会变得怎样？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教训？世界的联系会因此变得更多还是更少？
普雷斯顿：我不知道历史最终会怎么演进。现在与其做预言，我不如说一下我的希望。我希望人们会因此更深地互相理解：在世界上，人只有一个种类，那就是人类。发生在人类身上的问题，也必须由人类去解决。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名片
理查德·普雷斯顿
美国非虚构作家，《纽约客》撰稿人，普林斯顿大学英文博士，师从著名非虚构作家约翰·麦克菲，代表作有《血疫：埃博拉的故事》《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中《血疫》长居畅销榜，也使其成为首个以非医师身份获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获奖者。
作为人类，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自然。如今的人类，依然很脆弱。
新冠肺炎病毒是自然的力量。我们应该敬畏它，就像我们敬畏台风或海啸一样。那些不敬畏自然的人，最终会被自然的力量所摧毁。
当某一灾难或糟糕的事发生时，人们常常需要找替罪羊。种族主义就是现在人们害怕和恐慌时，让他们心里舒服的简单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