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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Abdulrazak Gurnah），颁奖词致敬了其“坚定的、充满同情的对殖民主义影响的剖析，书写在不同文化与大陆之间生活的难民的命运”，评委会认为他的写作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约瑟夫·康拉德、V.S·奈保尔等经典作家。
格尔纳最近刚从肯特大学退休。他是继1993年托尼·莫里森获得诺奖后的又一位黑人获奖作家。而1986年获奖的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则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裔作家。
得知获奖以为是骗局
在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Mats Malm电话通知格尔纳获得诺奖时，他正在厨房里忙活，第一反应是觉得这电话是个骗局，“在得奖消息最终公布前，总会有几个礼拜的议论纷纷，像是谁在榜单前列，我根本就没思考过这件事，只是想过到底谁会得呢？不过很荣幸获得诺奖，从此加入那些在我之前获奖的作家们的行列。这太令人激动了，我也觉得很骄傲。”
在消息正式公布后，瑞典文学院再一次联络了格尔纳，此时他正在忙于应付各种采访要求。再和瑞典文学院通话的六分钟时间里，还被迫中断过一次，因为BBC的采访电话也打了进来。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他笔下的难民题材与当下政治环境的关系时，格尔纳回答说，现在全球人口都在流动，尽管非洲人前往欧洲可能是新鲜事，但欧洲人涌入非洲已经持续了数百年。目前欧洲人应当克服对难民的“吝啬”的情绪，当这些人来到欧洲时，他们并不是空手而来，他们是一群有天赋、充满能量的人，他们会对社会有所贡献，所以欧洲人不能将这些他们当做一无所有的下三滥。“一开始是你给这些有人以救援，但同时他们也有所回馈。”
在《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格尔纳有一段这样的表述，“几十年前人们从海地到美国，这当然是冒险的，但近些年难民跨越的是地中海或者撒哈拉沙漠，这和过去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规模的冒险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格尔纳认为文学可以帮助富裕的民族国家了解到这些寻求帮助的难民们的人性。“文学能做的是填补沟壑，让人们看到事情的复杂性，然而这些复杂性通常会被高分贝的谎言遮盖和扭曲，而这正是流行文化持续做的事情。”
格尔纳及其作品
打破后殖民写作的固定套路
作为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学的教授，格尔纳对首位获得诺奖的非洲裔作家沃莱·索因卡非常熟悉。他在2002年一篇题为《An Idea of the Past》的论文里对索因卡进行分析，并重点讲述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非洲意味着什么。
他认为，对非洲人来说，欧洲殖民主义及其影响是当代事件，重点正在于其当代性，殖民主义构成了许多非洲国家的过去，也形成了它们的当下，这些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的行政单位，现在成为了独立的国家，行政机制却原封不动。管理一个人口碎片化的区域或许是可能的，但想象这样的人群能够形成民族，就如同噩梦一般。殖民地的粗暴法令使得人们在政治上毫无组织、充满敌对，很难形成民族国家的概念，尤其是在社会基础设施与专业主义欠缺的情况下。
格尔纳在儿时上历史课时曾被一位丹麦裔老师提问，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为什么除北非之外的非洲都处于蛮荒状态。他已经不记得老师的回答了，或许和撒哈拉沙漠、密林和高山难以穿越有关，但他并不相信老师的说法——非洲是不文明的。在学校读到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小说《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时，他感到这与自己的经验相差甚远；后来又读到恩古吉，他不抗拒将那些小说里的乡村生活视为熟悉或自然的，但事实并不如此。当学生们被要求参加本地的一个短篇故事大赛时，一些人写的是乡村生活、偷鸡之类的故事，而他们的生活本身却是非常城市化的。
在格尔纳开始写作时，关于非洲过去的想象成为了当时非洲文学的合法属性，而他赞赏的则是一种“可能性的奇迹”，是活跃的、即时性的写作，而不是遵循某种固定的、已知的套路。
在2011年接受Claire Chamers访谈时（《British Muslim Ficiton》），格尔纳谈到了自己所受到的文学影响。他首先提到了移民作家V.S·奈保尔，有意思的是，他是用一种批判的视角来谈论奈保尔的，并且否认自己的《天堂》是对康拉德《黑暗的心》的重写。在2016年的一则采访里，格尔纳否认自己是一位“后殖民主义”作家，“我不会使用这些词，我不会让我自己戴上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标签。”——这或许也启示我们，作家看待自己的作品与评论家的视角有着很大的区别。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