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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蜀道难》中提及的“鱼凫”，是古蜀三王之一。4000年前，鱼凫王朝开疆拓土，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鱼凫文明，给成都温江这片土地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温江鱼凫文化作为古蜀文明中的灿烂一页，是成都天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市温江区除了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鱼凫村遗址以外，还有鱼凫王墓、鱼凫王妃墓、鱼凫三太子墓等一系列鱼凫遗迹。
近年来，各路专家、学者们就鱼凫文化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工作，提出众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见解。
继2010年召开首届鱼凫文化高端论坛之后，12月23日，2017温江鱼凫文化研究会议在成都温江举办。60余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与会，系统梳理和展示近年来研究鱼凫文化的新成果。
本次会议围绕天府文化与鱼凫文化的关系、“一带一路”视野下的鱼凫文化、鱼凫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鱼凫文化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鱼凫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
鱼凫村遗址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援引沈括《梦溪笔谈》的说法，认为鱼凫就是养鸬鹚，这个鱼凫的“鱼”是动词，是指养鱼与捕鱼的动作。养鸬鹚的部族最初“田于湔山”，在今温江。
从岷江到长江都有很多鱼凫相关的地名，比如鱼复浦、鱼妇津、鱼涪、鱼符等地名，这些区域，多为鱼凫族所居之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的鱼与鸟的形象，多地出现的鸟头勺把，都可断定为鱼凫文化的标志。
据谭继和介绍，日本早稻田大学古贺登的研究显示，蚕丛、鱼凫、杜宇、鳖灵文化早在汉唐即已传播到日本。对于鱼凫文化，古贺登写道，鱼凫王的鱼凫就是养鸬鹚，其俗由岷江传入长江，而下扩散至各地。他认为，在日本神武天皇建国的传说里，养鸬鹚非常活跃，这应该就是鱼凫文化流传到日本并影响日本的结果。
谭继和指出，古蜀鱼凫文化与日本神武开国文化的联系，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拓研究的课题。它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古蜀文化，特别是古蜀青铜时代的文化，早在鱼凫时期即已与海外文化互相交流，而且不只是南方丝绸之路，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北方西域丝绸之路。成都从先秦到汉唐发展成为国际财富聚集的重镇，应与鱼凫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
谭继和表示，与中原人重礼重实在的文化特征不同，蜀文化重仙重神人之器，少有具体历史事件的记载，而重视先祖思想的传递，这种浪漫特征从司马相如到郭沫若一脉相承。鱼凫文化是天府文化的源头，是蜀人浪漫理想主义的源头，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讨。
鱼凫村2000年发掘出土器物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彭邦本对鱼凫氏时代的农业做了探讨。
他表示，综合一个时期以来的研究，可以判断鱼凫氏族群在宝墩文化时期的都邑为成都市温江区鱼凫村古城。成都平原农业早在宝墩文化时期已经进入稻作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而鱼凫古城处于宝墩文化相对较晚的阶段，其稻作水平必然已经发展到高水平了，不可能还停留在渔猎时代。
他指出，温江鱼凫城规模达40万平方米的城垣，及以之为中心都邑的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后期庞大的聚落网，足以证明其农业经济基础已经相当雄厚。在鱼凫村古城时期，已经由旱地粟作农业传统，开始转型为更适宜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自然条件的稻作农业，而渔猎则是作为一种补充。
鱼凫村遗址城墙解剖图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祁和晖通过文献和考古发掘的双重证据，指出古蜀鱼凫王都、王祠确实在今温江区治北10里许位置。
祁和晖说，20世纪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叶，考古人员在今温江区万春镇鱼凫村和报恩村发现了一座呈六边形的古城遗址，此遗址出土的鸟形器与三星堆遗址内出土的大量鸟头柄勺和带鱼鸟图案的金杖等文物有许多相似，从实物证据方面证实了鱼凫王城的真实存在，因其与文字文献记载的相互应证性而被命名为“鱼凫城”。
祁和晖表示，温江乡亲口耳相传，今温江区万春镇火星村的大墓山为鱼凫王墓，而距大墓山一公里处的小墓山为鱼凫王妃墓。“口传史料一般都掺入臆想、附会，但无风不起浪，口述史自有其合理可信的信息价值，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她说。
鱼凫王墓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谢元鲁对“鱼凫”的来历给出了新解。他认为，鱼凫被鱼凫氏选作图腾，不是因为鱼鹰擅长捕鱼的原因，而是因为鱼鹰是生育繁衍的标志。《诗经》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是求偶的象征。主流学者认为，雎鸠就是指鱼鹰。
谢元鲁提出，鱼凫是婚配和生殖崇拜的图腾，而生殖崇拜在上古时期是很普遍的现象。他表示，鱼凫古城的规模已经相当大，当时的生产方式应该不再以渔猎为主，而进入了农耕时代。农耕对人口数量的要求更大，鱼凫氏对生育繁衍的崇拜也就顺理成章了。
（来源：微观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