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自由貿易的未來

【亞太日報訊】對澳中關系而言，這是互動頻繁的12個月。首先，習近平主席于2014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出席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20）。在此期間，雙方共同宣布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和悉尼將成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消息；其次，《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于6月17日正式簽署；隨后一周，澳大利亞宣布將于6月29日在北京簽署協議條款，成為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57個創始成員國之一。澳大利亞也成為亞投行的第六大股東。

這些舉措是對兩大經濟體在21世紀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的積極響應。中國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數千年前，而澳大利亞大陸僅在227年前才首次出現歐洲定居者，澳大利亞聯邦則在1901年才成立。在此期間，澳大利亞只有四大經濟伙伴，首先是英國，其次是美國，第三為日本，第四則為中國。

預計未來至少在兩代人乃至更長時間內，中國仍將是澳大利亞的主要經濟伙伴。中國大約在本世紀中期將最終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中澳兩國之間存在互補的競爭優勢。《中澳自由貿易協定》有助于擴大兩國既有的貿易關系，繼而有助于確保上述預測成為現實。

《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中的具體內容反映了兩國目前的經濟激勵機制，以及該協定簽訂之前兩國關系的務實基礎。我們認為，就澳大利亞而言，《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的主要目標是確保在農業與服務業等關鍵領域獲得更多的中國市場準入；而就中國而言，我們認為其主要目標是確保其在投資，即購入澳大利亞房地產方面獲得更好的準入，并為中國企業提高產品制造業之外的在澳商機。

中國目前對澳出口中，制造業產品占主導地位，其中多數產品以零關稅或較低關稅進入澳大利亞。這反映了澳大利亞數十年前的經濟決策，即實現經濟自由化并使當地產業遵從國際競爭規則。隨之而來的是令人不安的產業結構調整，當時這些產業并不具有國際競爭力。但從長遠來看，產業結構調整帶來了生產力及生活水平的提升。對于澳大利亞的消費者而言，產業結構調整使他們可以以真實的世界價格購買到最好的產品。當中國崛起為全球的制造工廠后，澳大利亞對中國產品的進口也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而且增漲的幅度甚巨。在如此有利的現狀下，中國沒有爭取降低產品關稅的迫切需要。

然而在投資方面，中國希望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批委員會（FIRB）給予中國公司與美國和日本公司同等的投資待遇。某種程度而言，澳大利亞做到了。中國私營公司將與美國、日本企業一樣，享受新的FIRB投資監管限額，從2.48億澳元提高至10.78億澳元。然而，希望投資澳大利亞的中國國有企業的每筆交易仍將受到審查，并且，在許多“敏感”產業領域，如農業土地、媒體以及電信等，無論其交易規模大小，仍將受到自身限制或強制監管。

中國的另一個受益點是，如果中國計劃向高收入世界輸出其基礎設施的“專業技術”，在目前情況下，中國需要采用一種靈活的輸出方法。換言之，如果中國的基礎設施公司能夠在出口中保持其國內成本優勢，包括比高收入國家便宜的勞動力等，那么中國的基礎設施公司就能具有國際競爭力。這也是包含在《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中的《投資便利化協議》（IFAs）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因為該協議接受基于具體項目的臨時工人簽證。假如在議項目獲得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CHINCA）和澳大利亞外交和貿易部（DFAT）的共同批準，項目總額超過1.5億澳元，并且與食品與農業、資源與能源、運輸、電信、電力供應與制造、環境或旅游等領域的基礎設施開發相關，那么就適用于《投資便利化協議》。

產業結構非常重要，因為“基礎設施”的定義超過了通常定義的范圍，即運輸、能源、通信、資源物流，而擴展到環境、農業以及旅游等產業，在這些領域兩國的投資合作將會高度互補。對此，我還認為教育和保健也是一個經濟體中需要大量基礎設施的領域，對這些領域的投資可以很容易超過1.5億澳元大關，因此將它們列入投資名單將是不錯的選擇。我認為中國擴大對澳大利亞的基礎設施建設對兩國或許是雙贏之舉，中國可以期待在該領域獲得更多的國際合同，而澳大利亞則可以尋求在不給公共領域資產負債總額增加過度壓力的情況下，大幅提高其基礎設施存量的深度建設。

現在可以重新思考澳大利亞經濟，并思考《中澳自由貿易協定》對澳大利亞商業的影響。澳大利亞服務業蘊藏著許多新商機，而且澳大利亞的農業與漁業準入也有所改善。在漁業方面，提高配額與降低關稅將使澳大利亞生產商與新西蘭和智利生產商享有平等的權利，上述兩國早先與中國已簽署了貿易協定。

澳大利亞服務業應從《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的準入大幅提升中獲益，包括金融、法律、教育、電信、旅游、保健與養老、建筑工程與制造服務業、礦業服務業、運輸、建筑與城市規劃等領域，受益領域將相當廣泛。

隨著中國人口日益老齡化，醫療保健或許是最具吸引力的行業。

基于《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將允許投資從絕大多數傳統合資企業中分離出來的外資全資子公司，以及擁有并運營醫院和養老機構。澳大利亞具有高度發達且與公有體制并行的私有保健與養老體制。而且毫無疑問，這些專業知識可以輸出。然而，對澳大利亞公司而言，培訓和雇傭當地員工以運營新的保健與養老機構將必不可少。隨著人口以及經濟結構的改變，這些領域在中國將成為非常重要的就業來源。

全資子公司也將獲準運營酒店與餐館以及旅游機構。在教育領域，中國籍學生約占澳大利亞外籍高等教育學生的40%，但按價值計算，中國僅占澳大利亞全部教育出口市場的29%。按照《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中國教育部已經同意將澳大利亞聯邦所有注冊的私立高等教育提供商列入其網站目錄。實際上，這將使名錄中的澳洲學校數量從105個增加到182個，提高了73%。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澳大利亞的外籍學生中中國學生的比重約五分之二，高于澳大利亞全部出口產品中中國產品的比重約三分之一。

(作者麥凱（Huw McKay）為澳大利亞西太平洋銀行高級國際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