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面前,有些决策者为何选择了“保守”

新京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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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间我是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的。”

昨晚,白岩松连线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当被问及最近一段时间,以一种什么心态在工作时,马书记如上回答。

面对或将扩散的疫情,马书记的态度和决断多少有些“保守”,他表示自己没有早做决断,因而贻误了时机。

无独有偶,近日,新京报因那篇引发公众热议的论文,采访中国疾控中心(CDC)的副主任冯子健时,他坦诚,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到 “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CDC是 “保守的”“谨慎的”。

“保守”成了武汉市和CDC在面对疫情时,共同选择的应对态度,这是为何?

这其实不难理解,保守自然是出于谨慎,谨慎则是为了不出错。针对或能引发重大公共事件的疫情控制问题,谨慎行事,遇到问题及时上报,程序正当,也是正常举措。

因此,中国疾控中心发现病例,研究病患情况,确定能不能“人传人”,进行保守地学术性评估、判断,继而根据实时的研究、调查结果,通过层层上报,然后行政部门根据相关报告作出决策,加以管控。这些合乎程序,本没什么问题。

实际上,据冯子健介绍,CDC相关数据的上报层级很多,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而且,传染病直报系统也并未启动。

问题就在于,这种层层上报,或者获得上级授权走正当程序,有可能就会错过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

马国强在昨晚的连线中,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称“12、13号,测温的那天,是否可以采取像23号采取的控制飞机、高铁、汽车、轮渡出行”“如果我们能早一点采取措施,效果可能会更好”“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外、输出到了国内”。

1月12、13号,春运刚开启,武汉市若能当机立断,无疑能大大降低管控疫情的难度。但是,时机已经错过,这才酿成了今日苦果。

实际上,层层上报、以求获得上级授权后再有所行动,是一种程序正确,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风险和责任的转移。

这种事事需要获得上级授权、走程序通报的行为,表面上是一种“保守”、“常规操作”,但这可能也是处在积极担当、主动负责的“背面”。

此前,湖北红十字会在回应为何给仁爱医院分配如此多的口罩时,声称分配权不在我们这里。这种回应,很难让公众释疑,反而有可能被视为一种避责。

实际上,与避责、保守的态度和做法相对,勇于担当、敢于任事才是应对这一非常时期、突发事件的“程序正当”。

在应对突发事件、有重大危机的公共事件时,如果还一味地想要通过走程序,通过上报、申请指示来做出具体行动。这很可能会贻误时机,进而误了大局。

事实上,钟南山院士说出“人传人”前,武汉市也采取了一定的防控措施,马国强表示“到了1月12日、13日”“随着病例增加,特别是泰国曝出了第一例从武汉去的旅游的人,我们采取了机场测温、高铁站测温的措施。”

只是,这些举措,相对于严峻的疫情传播形势,显得有些“温和”了。

现在看来,无论中国疾控中心抑或是武汉有关方面,或都因为持保守态度,追求所谓“程序”正当和结果无误,而贻误了最好时机。

这最终的结果,也对今后防疫做了警示: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性大规模传染病,在苗头初现时,就得做好最坏预设,不能失去应有的警觉和危机意识去“保守”行事,在面对危机时,更要有勇于担当的意识与气魄。

眼下我们在举全国之力对抗这场疫情,相信“抗疫成功”也会是对全国上下抗疫努力的回应。希望在接下来的战“疫”中,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勇担当,敢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