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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迪·史密斯的上一本书《大联盟》（ Grand Union ）是一部富有试验性的短篇集，然而最有趣的恰好是最不出人意料的。但这本新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暗示》（ Intimations ）收录了一系列风格迥异的散文，记述了扎迪在新冠疫情期间离开纽约、来到伦敦后的封闭生活，在“一年中碎片的时间里写作”。她静心冥想，探索这场大疫病对人的创造力有何影响，又如何塑造了政治舆论——与一些言语修辞上更为冒险的东西相比，美国如何从战后的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身上汲取经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她受到一系列影响，堪称奇怪，比如说家庭、穆罕默德·阿里和一些 “偶发事件”，这也造就了史密斯万花筒似的的个人形象，以及她的行文风格——将新冠病毒看作种族歧视的隐喻，顺带将英国首相智囊多米尼克·卡明斯（坚定脱欧派，提出英国群体免疫）比作单膝跪在乔治·弗洛伊德脖颈处的美国警官警官德雷克·乔文。
这些文章的语言基调各异。有的章节把这一疫情时刻呼作“全球陷入大麻烦的黎明”，有些则认为今天正是“全世界步入谦逊的前夕”。史密斯的文风是高傲的，她在书中写道，“美国很少在哲学上把生存看作一个整体，”这也让她的叙述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尤其是她在谈论作家对掌控力的需求时曾反思道，她自认为与“这个奇怪而令人窒息的死亡季相比”，她更为郁金香着迷。新常态的日常琐事令她兴致大发，比如说隔着衣袖按电梯，又例如与妈妈通过Zoom打电话时被放大的不自在感。书中一篇文章以逃离的仓皇开头：她胡乱收拾衣物，冲向ATM机换现金，好赶在航班停飞之前带着家人离开，来到伦敦北部朋友的小屋里隔离。她惊人地坦率：当一位邻居告诉她，“我们都要走这一遭的，我们所有人，共同经历。”她回道，“是的。”但音量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她继续前行——真相已经大白，她要逃离这座城市。
《暗示》
扎迪·史密斯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这种感觉领着她絮絮叨叨，贯穿全书。她略带愧疚地描述着和按摩师在曼哈顿关于下雪天学校停课的闲聊。“他任我发牢骚，仿佛对我来说，一天不写作就天崩地裂，经济上、精神上等种种方面都会产生或存在主义或现实的影响。”她在书中写道，自己之所以写作，“我能想到的最好解释，就是自己的心理怪癖，来应对我的任何个人失败，”写作也许可以“给认真工作的严肃之人带来某种乐趣”。还有一篇文章描绘了她邻居在隔离前创作的一副钢笔画：一位坐着轮椅的人在纽约客之间滑行，“这些来去匆匆的人仿佛耗子逃离一艘将沉之船。他们在逃避什么呢？流感吗？糟糕得多的东西我都见过了。”还有一个故事更加荒诞惊悚：史密斯弟弟同校的一个女生在隔离期间被男友谋杀，后者还放火烧了她的公寓。
左：隔离期间的我；右：隔离期间，我有六岁以下小孩的朋友
如果说史密斯因为自己的幸运而痛苦的话，这种情绪是微妙的。在《像梅尔·吉伯逊一样受难》中，她发出了对优势话语的警告。这篇文章的标题取自互联网梗，在《耶稣受难记》片场，导演梅尔·吉伯逊指挥者主演詹姆斯·卡维泽在荆棘冠下流血受苦，这张图片成为了表情包素材（如上图，左：隔离期间的我；右：隔离期间，我有六岁以下小孩的朋友）。在这里，史密斯觉得自己有义务告诉大家，“相比于许多人，她是幸运的。不方便之处自然会有，而且可以说是频繁，但她并不因此而感到痛苦。”最终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她提出了更具挑衅性的观点：承认自己的麻烦，会让解决他人的困境变得更容易。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