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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上另一个我”的双主角模式嵌入“半泽直树”式银行融资攻防战，就有了《彬与瑛》。
尽管没有人物交叉，两部剧的背景设定保持一致，在时间线上，可以把《彬与瑛》视作《半泽直树》的前传。
《彬与瑛》从“泡沫元年”的1986年讲起，两个东京大学毕业生階堂彬（向井理饰演）和山崎瑛（齐藤工饰演）进入“产业中央银行”；
《半泽直树》里，半泽入行是1992年，找工作的1991年正是泡沫的最后一年。
因为时代不同，两部剧有着截然相反的情绪，《半泽直树》是在经济不景气大环境下郁积了18年，爆发的爽快感；《彬与瑛》则是眼睁睁地目睹金融业从膨胀的顶点滑入谷底，悲壮的无力感。
所以观众们已经知道，《彬与瑛》里两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此后所在的“产业中央银行”会因为大量的不良资产与“东京第一银行”合并，成立“东京中央银行”。合并十余后，原“产业中央”派和原“东京第一”派的之间的办公室政治还在持续着。
小说《彬与瑛》放弃发行单行本，在2017年直接以廉价文库本的形式上市，又以最快速度由WOWOW拍成电视剧。
银行职员出身的直木奖作家池井户润秉着一贯的资本主义人文关怀，讲的是融资贷款的故事，批判的是资本只认钞票不认人的无情一面。
池井户润本人在1988年进入三菱银行（日后合并成立了东京三菱UFJ银行），是彬和瑛的后辈，半泽的前辈。作为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见证者，他把银行经验转化为娱乐性故事已经是驾轻就熟，大有成为国民作家之势。
“彬”与“瑛”在日语中都读作“AKIRA”，同年毕业、同年入行、名字相同的两人，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出身：階堂彬是大型海运公司“东海邮船”集团的长子长孙，山崎瑛是倒闭的零件工厂的儿子。
这个设定既像是套用了《NANA》里大崎娜娜与小松奈奈的模板，又像一部日本泡沫时代的《王子与贫儿》。
“贫儿”山崎瑛父亲经营的五金零件工厂，在他小学五年级时倒闭，父亲申请个人破产后，一家逃往母亲的娘家生活。
父亲凭着多年的技术经验在一家小工厂重新就业，但在山崎瑛高二时再遭劫难，工厂因为一次不良产品事件被要求巨额索赔。如果银行中断融资，面临危机的工厂不久就会倒闭。
此时产业中央银行的工藤将山崎一家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在他的持续奔走游说下，工厂得以重振，瑛也接受资助上了大学。
“王子”階堂彬生在富贾之家，并未养尊处优，读书、上名校、继承家业，是身为东海邮船长子长孙的使命。
公子彬顺理成章地成长为一个听话懂事的少年，并显示出优秀的商业头脑，最大的叛逆也无非是翘掉补习班而已。
山崎瑛的人生轨迹由于银行员的雪中送炭得以改变，从辍学打工到东大经济系再到银行融资部门，完成从底层蓝领到菁英白领的阶层跨越。
而階堂彬不想全盘接受父辈安排，放弃现成的企业主之路去做一个银行高级白领，在景气极好年代倒并非难以理解。
当下大多数职场剧盛行“阶级出身论”，人们很难相信出身富贵者与寒门子弟能有什么共同语言。或许是现实世界里阶层固化的投射作用，近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无名小卒通过自身奋斗爬上金字塔尖的模式已经过时。在多数故事里，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物对金钱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她的价值观。
在马克·吐温的故事里，长得一模一样的王子和贫儿交换衣服，失去身份、遭受世人欺侮鄙夷的王子秉着善良的本性，对任何人都依然谦恭有礼，没有向环境妥协。贫儿最终也因为怀念母亲的怀抱脱下锦衣说出真相，两人回到原来的生活。这个故事写于19世纪。
如今人们对出身贫穷的角色同情和投射减少，宁愿相信富家子弟心地善良单纯，如果一定要为从底层爬上来的人安排一个结局，那么更有可能是弄权求利、机关算尽、自我毁灭。
如此看来《彬与瑛》的人物设定十分不合时宜。两位出身不同阶级的主角都重情义、讲人情，对银行工作的理解是一致的：把钱借给需要的人。
资本能拯救一家企业，也能搞垮一家企业，剧中反复出现资本正义的理念：“如果银行贷款仅仅是为了赚钱，那就与高利贷没有区别，银行贷款应该是为了帮助别人。”
从银行收益的角度，把钱借给大企业炒股可能更划算，而秉持着“银行应该坚定不移地雪中送炭”信念的山崎瑛和階堂彬，总是想把钱借给需要周转资金的家庭小工厂（很有可能厂主的女儿还身患绝症）。有着“螺丝情结”的池井户润老师深信，实体经济小工厂主是社会的根基，每一笔银行数字背后，都是一部创业维艰的奋斗史，每一个小企业奋斗史背后，都是一部深情脉脉的家庭剧。
在小说后面的情节里，山崎瑛为階堂家族企业的重振伸出援手，身为银行小职员，在贪欲膨胀、信念虚化的时代逆流抗争，不忘初心，成就一段跨越阶级的友谊（基情）。
看来池井户润与马克·吐温一样相信，哪怕经历痛苦磨难，各自生活所赋予的美好品质会跟随一个人的始终，不肯把故事写成尔虞我诈的商战，总是一笔辛辣之后又端出一碗鸡汤。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