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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發表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張雲觀點文章《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與中美日三邊關係》，摘編如下：
7月1日，日本內閣通過決議修改憲法解釋，正式解禁了戰後幾十年來被認為不合憲法的集體自衛權，對此日本國內民意處於分裂狀態，在國際上作為曾經遭受侵略的中韓等國，則表示了高度警戒。
針對此事，大多數的解讀和評論，都集中在日本是否會重新走上軍國主義，以及對於中日關係的影響上。這些討論固然必要，卻忽視了最為重要的外在變數——美國。解讀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不放在中美日三邊關係的背景下考察，將會一葉障目，不得要領。
日本安全政策主線
戰後日本安全政策發展的整個過程，幾乎就是日美關係的歷史，日本對於日美關係的認知變化，是決定安全政策變化的首要因素。
首先，戰後日本的安全政策，事實上就是日美關係的縮影，亦即日本的安全政策是在美國指導下發展的。二戰結束後，美國佔領日本期間制定的《和平憲法》，一度讓日本出現了沒有安全政策的空白期，甚至一度完全放棄自衛權。1946年，吉田茂首相在眾議院大會上說：“日本放棄自衛權發動的戰爭和交戰權。隨著冷戰的升級，美國對日政策轉變，1951年《舊金山市和約》簽訂後，承認日本擁有自衛權。1954年，日本在美國的幫助下建立了自衛隊。建立軍事同盟就自然牽涉到集體自衛權的問題，一方面日本不願意捲入美國的戰爭，另一方面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也不需要日本説明。雙方在1960年簽訂了《日美安保條約》，從法律上規定了日美之間，用基地換取美國保護的特殊軍事同盟形態。
在維和行動上，1991年《自衛隊法》修改，開展在波斯灣的戰後排雷活動。《PKO協力法》通過後，自衛隊於1992年參與柬埔寨停戰監督活動；1996年向戈蘭高地運送物資；2002年向東帝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2007年參與尼泊爾停戰監督；2008年和2010年分別向蘇丹和海地運送物資；2009年參加索馬里海域船隻護航行動。2001年，恐怖主義襲擊美國後，日本制定了《反恐怖特別法》，向在印度洋的美軍提供燃料補給；2004年參與伊拉克戰後基礎設施建設。
由此可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日本安全政策變化，同美國的全球戰略緊密相連，通過具體個別立法的辦法規避法律解釋，實際上解禁了集體自衛權。就本地區而言，1997年的《日美防衛指針》制定，2005年日美2加2聲明中首次提及台灣等，都體現了美國希望日本付出更多安全貢獻的意圖。
第二，日本方面對美國的認知變化，直接影響日本對於安全政策的自主判斷。為什麼長期以來規避的集體自衛權憲法解釋問題，現在卻急於正式修改呢？朝鮮半島問題和中國崛起，常常被作為標準答案，然而這些並非現在才出現。 主要是因為日本在過去幾年裡，對美國的認知出現了較大的變化。一方面，日本繼續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將至少在軍事領域獨佔鰲頭。 儘管2013年首次出現了美國軍費低於15個防衛費最大國家的總和，但仍然是中國的六倍、俄羅斯的九倍。這意味著以日本本身的防衛力量為“盾，以日美同盟為“矛的基本態勢還不需要改變，這體現了連續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日本對美國整體實力的相對下滑，以及對本地區安全承諾意願不足則持懷疑態度， 特別是金融危機後，美國在敘利亞、烏克蘭問題上的不介入主義，讓日本擔心美國的決心，這體現了認知變化的一面。後者則導致了日本對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的信心不足。日本對一方面表示《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另一方面又同中國致力於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的美國的可預測性感到憂慮，而美國的軍費削減則讓亞洲再平衡形同口號。《日本經濟新聞》的一項調查顯示，84%日本受訪者表示，對日美同盟感到不安。
對中日與中美關係安全困境的影響
美國這種能力上的優勢和意願上的不可預測的雙重性，讓日本處於選擇的兩難。面對美國宣佈不再做“世界警察，但是又要繼續“領導世界的看似矛盾的信號，日本認為需要分析美國需要日本做什麼。預計今年年底進行的《日美防衛指針》再修訂，正是美國最為關心的事項，核心內容就是如何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內，擴大自衛隊與美軍的一體化。新的指標很有可能包括海上安全、網路安全、兩軍一體化，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安全合作等內容。4月1日，日本放開武器出口三原則，也有配合美國戰略的需要。事實上，美國一直鼓勵日本修改安全政策，放鬆憲法解釋和其他限制。這種需求在目前的形勢下顯得更加明顯。
作為主權國家，日本有權利改變安全政策，強化日美同盟讓日本感到更加安全，本身也沒有問題。問題是，在中美日這樣高度複雜的三邊關聯式結構下，為了獲得更多安全感的努力，可能會帶來集體不安全的具有諷刺性的後果。
從中日關係來說，日本不可能沒有預計到解禁會引起中國的擔憂，這說明中國在日本戰略計算中並非重要變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被無視的。 日本的無視和缺乏溝通，會讓北京強化解禁就是日本正式遏制中國的標誌的認知；而日本向東南亞國家積極說明解禁理由，會被認為是在製造中國包圍圈。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表態儘管沒有直接批評日本，但提醒日本的安全政策的變化，不能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暗示了中方對日不信任的增加，讓中日改善互信赤字更加困難。中國的媒體和民眾對日本的認知，可能進一步負面化。
對中美關係來說，由於日美同盟關係的緣故，中國很自然地懷疑美國在背後所扮演的角色，從而對美國的戰略意圖增加疑慮。今年以來，美國總統奧巴馬、國防部長哈格爾等，都對日本安全政策改變表現出支持的態度。今後一個時期，日本在具體安全立法及日美安全指標修改上的動作，都會被中國從中美戰略博弈的視角來審視。換言之，中日的安全困境會“外溢，催生新的中美安全困境，而解決上述兩個安全困境並不樂觀。
現在，中美和日美之間的溝通渠道暢通，溝通頻率很高，中日之間幾乎沒有有效的共同管道，而且雙方都沒有信心，能夠建立類似於他們同美國那樣的有效且可持續的對話機制。這就造成中日之間相互的戰略意圖，要通過美國作為媒介的尷尬局面。 然而中美與日美關係的性質，決定了美國無法承擔起斡旋者的作用。從中國來看，日美同盟關係決定了在日本問題上美國不可能公正，而且高度懷疑美國會利用中日關係來謀求私利；從日本來看，美國的回歸亞洲似乎更像是回歸中國，美國對日的言行，可能被東京懷疑為是否在背著日本進行新的美中交易。這就意味著日本問題將成為中美博弈的新的內容，讓中美本已複雜的戰略博弈變得更加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