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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冲击下，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人群聚集等一系列限制令改变了许多西方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可思议之事。有的人忙着甩锅、有的人焚烧5G基站、有的人抢夺口罩、有的人对邻居恶言相向……如此种种，可谓千奇百怪。事实上，这些只是当下西方之变的一个缩影，而这种变化早已在悄然进行，无论是特朗普上台还是英国“脱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近些年来一直层出不穷，这场疫情作为最大的“黑天鹅”更加速了这种变化。
如果将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视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那么2020年很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分水岭，因为这次疫情绝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更会深入西方社会的肌理产生影响。人们或可以概之为“民粹主义的抬头”，但其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更进一步深究：西方世界在社会思潮方面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疫情冲击下，西方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敌意”上升，整体社会心态更趋于保守。源自上个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但同时也给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机会。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让西方感到矛盾和不安，既害怕失去规则红利，更担心自己主导的价值观体系被颠覆。此次中国的抗疫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许多西方舆论就是不愿承认现实，非要鸡蛋里挑骨头，反复质疑中国披露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说到底就是这种不安心理的折射。此次疫情会让这种竞争今后变得更为显性和直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西方会将中国更多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
疫情冲击下，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被进一步放大，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分化相互交织。
从经济上看，对西方处于后工业化且更依赖消费的那些国家而言，这场疫情或许比金融危机更加危险。因为所有反危机手段，无论是供给侧和需求侧、常规的或是非常规的，都不太管用，毕竟人们的消费包括生产很大程度被疫情所限制和割裂。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产生的负面效应就会呈几何式增加。美欧政府已经出台多重刺激措施，可谓大张旗鼓，但效果却似乎平平，就是因为救急救不了穷，最终受益的往往还是少数富人。失去就业岗位和生活来源的普通民众的数量在大幅增加，截止4月底仅美国的失业人数就已突破3000万。虽然病毒不分国界和人群，但这场危机却让西方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再次拉大，而这种社会阶层的变化会进一步改变人们的心理认知。
从政治上看，疫情凸显了西方国家党派政治的纷争，政治空转现象严重。2008年以来欧洲就少有政党能够连续执政，即便有也往往是不得不与其他政党联合。左右传统两大政党越来越不被信任，而极左、极右等诸多民粹政党却层出不穷，政治光谱多元的背后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政府信用的锐减。疫情对西方冲击的负面效应，又被这种政治空转放大。在此次疫情中，一些西方国家政客迟迟不愿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应对疫情，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对病毒不了解”“社会习惯使然”。貌似不能，实为不愿。因为在党派政治的纷争中，任何被认为激进的应对措施都可能变成政治对手手中的“武器”，个人政治风险太大。不过，这样的后果则是，广大民众的生命安全被一些西方政客当做了个人仕途的赌注。
从文化上看，“信息孤岛”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国家社会民意的撕裂。疫情限制了人们的物理距离，但却拉近了彼此的精神距离，互联网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与此同时，真假难辨的各种信息也在社交平台上蔓延。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反而出现越来越多学者称之为“信息孤岛”的现象。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的应用，让人变得越来越透明，个人的信息选择偏好最后也成了信息的一部分。人们越是选择某一类信息，就会被更多推送这一类信息，并被引入许多同质的信息圈，甚至逐渐陷入其中难以自拔。其结果就是人们只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信息，只跟与自己有相同想法的人群交流，而对其他信息心怀抗拒和抵制。换言之，就是我只信我自己愿意相信的，无论对与错。那么西方国家本来就因经济差异扩大而日益多元的社会阶层，将因信息选择的差异变得更加固化甚至彼此排斥。
总而言之，西方民粹主义的产生有其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矛盾积累的产物，疫情这场危机让一些问题更加凸显，进而强化了西方民粹主义的情绪。但正如恐惧一样，民粹主义只能更多是情绪的宣泄，而无法解决现实问题。面对疫情大流行，单靠一国之力显然难以应对，东西方应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携起手来，而非任由民粹主义抬头甚至纵容其泛滥，破坏全球合作抗疫大局。
（来源：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