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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敬一山
近日，山西省长治市出台一项极具争议的中考政策，将裸眼视力和体重考核结果纳入中考总成绩。按此政策，正常视力的学生将能比重度近视的学生多两分的优势。
有人质疑此举“涉嫌基因与经济双重歧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导向。而当地教育局的回应是，“这两项考核，考生最后得分差距并不大，主要是想起到一个导向作用，引导青少年自觉加强体育锻炼、保护视力，提高身体素质。”
从舆论场的反馈看，质疑声明显压过支持声。原因不难想见，一个人是否近视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先天遗传，有的是电子产品使用过量，有的是学习习惯、用眼方式不当，而当教育进行一刀切衡量时，就难免触及公平性。相对公平的教育考核应该秉持这样的价值观——尽可能排除偶然因素、外在因素，去鼓励个体通过努力而完善自我。
可是近视考核，显然不符合这样的标准。虽然长治教育局在回应争议时提到，诸如遗传性近视可以“特事特办”拿到满分，可是如果再深入追问近视的成因，背后则可以追溯到更深层次的非个人可以左右的不公平。
比如从家庭来看，如果预防近视变成一种竞赛，那么富裕家庭显然会更占优势。市场上可以辅助学生保持规范坐姿的桌椅动辄上千块，而那些接近自然光源的环保灯具也售价不菲，贫困家庭显然想都不敢想。
再从地区来看，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普遍存在，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要考出和城市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同样的分数，意味着他们要付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而从常识来看，在教室里、在书本上消耗的时间越长，近视的概率就越高。
由此可见，一个人是否近视，并不必然和自身的自觉意识、努力程度挂钩，那将其纳入考试成绩，显然就有违公平，有违教育初衷。如果结合具体的教育环境来看，那么这项考核所反映的内在矛盾就更多。
多位眼科专家都曾提及，近些年导致学生近视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电子产品使用过多、户外用眼时间太少等。可是返观各地学校教育，都越来越依赖电子化手段，即便不说今年疫情以来的网课，平时很多学校都在尝试用电脑、IPAD教学，而户外课程更是急剧压缩，甚至课间休息时间也越来越短。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一方面在助长导致近视的教育行为，另一方面却又要去考核近视率，这不是自打耳光缘木求鱼？
我们理解教育部门的良善初衷，可是不得不指出，这种功利主义的考试方式，对于改善学生整体视力来说弊多利少。除了上面指出的不公正隐患之外，在实际效果层面也很难有实际意义。在教育部门看来，好视力和差视力只相差两分，是想起一个导向作用。可是有考试有分数，学生和家长就免不了要去“算账”，如果增加学习时长能够获得更多的分，那就会比保护视力更划算。或者说当存在竞争的“好学生”都近视的时候，那大家就又回到了同样的起跑线。于是这个近视考核就会被架空，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纸上文件。
所以，如果真是为了学生视力考虑，教育部门与其关注结果，不管关注过程。通过日常教育手段的调整，为学生保护视力做更实际的引导。英国剑桥大学曾有一项调查显示，儿童每周多在户外玩1小时，近视风险将降低2%。多保障学生的户外活动，也比这个中考考核有意义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