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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世界说”】
8月1日，数万名抗议者在德国柏林举行了一场奇葩游行。
在这场以“自由之日：结束大流行”为主题的大游行中，最常见的标语有“我们就是二次疫情”、“要思考而不要口罩”、“新冠是史上最大阴谋”等等，游行队伍中散发着一股反智反科学的无政府主义气息。而“自由之日”这个词本身竟源自于1935年纳粹党代会期间拍摄的一部国防军纪录片。
● 普鲁士旗帜出现在游行现场 / ZDF
柏林也并不是唯一爆发新冠游行的城市。8月8日和9日，多特蒙德和斯图加特也相继效仿柏林分别举行了千余人级别的示威游行。
反智主义，似乎正在德国这个诞生了康德、黑格尔、尼采的国度生根发芽。
马拉松式防疫后的新冠疲劳
尽管游行的参与者打出了种种疫苗怀疑论、新冠阴谋论、极右翼内容的反常理的口号，游行的诉求十分明确：放开一切防疫措施、恢复正常社会经济活动。
这背后代表的其实是马拉松式的防疫带来的新冠疲劳。
不同于中国自4月起经济社会生活就基本恢复正常，德国的防疫措施已经执行了五个月之久，这对于酷爱户外运动、以及因管制而丢掉饭碗的德国人而言，无异于一场煎熬。更令很多德国人感到不适的是，彻底地放松管制始终遥遥无期。
● 再见了，民主 / 明镜周刊
民调机构Civey与《明镜周刊》于8月4日举行的调研显示，82%的受访者相信防疫措施必将在年内再度收紧；这其中42%的受访者甚至认为第二轮的防疫措施将比第一轮更加严格。
几乎清一色确定第二轮疫情不可避免的背后，则是对长期性防疫措施带来的经济损失的担忧：88%的受访者对经济前景表示消极，52%甚至表示极度悲观。
对防疫的消极态度在原东德地区尤为明显。
● 东德地区的疫情显然比西德地区状况良好 / Zeit
东德地区人口密度低，与意大利等疫情热点地区没有人员往来，加上本就羸弱的经济，使得当地民众不理解为何要在疫情几乎得到完全控制的情况下，继续严守过时的防疫条例。以东部人口最多的萨克森州为例，该州规定公共场所因私聚集不得超过10人，协会俱乐部等公共活动不得超过50人，这几乎是全德最严格的条例。但是过去一周内萨克森州累计的新增病例仅为87人，而原西德北威州过去一周的新增则是2174人。
联邦议会副主席库比奇（Wolfgang Kubicki）也表示：“他们参加游行不过是因为感到绝望，因为他们不理解为何要实施这些措施，对此政府没有更好地做解释工作。”
● 医学比生病更糟糕，我不是阴谋论者 / Kleine Zeitung
至于新冠游行背后的经济考量，仅从游行背后的组织力量即可窥见一斑。除了充满极右意识形态的政党之外，组织方的名单中还有#Honkforhope（为希望鸣笛），该组织最初成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拯救受疫情影响的大巴出游行业。当然该组织在筹划游行示威的同时也不忘记做笔生意，为示威者们提供了往返斯图加特和柏林60欧的长途大巴票。
即便是政府和社会整体防疫层面，虽然绝大多数德国人不会公开批评或违反防疫措施、理解并支持强制口罩令，有条件的企业仍然实行大规模的居家办公制度，但是长达近半年的限制举措以及每日仅为个位数的死亡病例数都使得相关措施的遵守变得越来越不走心。
一个最典型的场景便是超市这种封闭环境的限流措施执行力度正在不断下降。或许是超市方认为客流上限根本不可能超过，近两周以来，安全防疫人员已经悉数撤走，此前根据购物车数量实时监控超市内人流的举措也已经被废弃。目前甚至部分收银员本身都因为天然炎热而没有佩戴口罩。即便戴口罩的，也流行仅遮住嘴部的“露鼻子式戴法”。
而曼海姆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压抑了许久的年轻人群体也正在恢复往日的派对节奏。在3600名受访者中超过半数表示目前每周都会进行至少一次派对活动，而该比例在3月底及5月还分别是10%和30%。
游行操盘手的政治精算
尽管民众间渴望取消新冠管制的愿望和需求与日俱增，柏林这场反新冠反科学的大游行还是引发了德国主流政治精英和媒体的批评。
社民党党主席萨斯基娅·艾斯肯就在推特上批评示威者“不负责任”，并给他们打上“新冠蠢货”标签；司法部长兰布雷希特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表示无法理解示威者的举动；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则更是要求严厉处罚违反防疫规定的示威者：“我们不能任其危害刚刚复苏的经济。”
《每日镜报》将这场游行定性为无口罩、无尊重、无脸面的三无游行。
不过，极右翼的选项党却选择公开为示威者站台。党主席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并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我看不到示威者有什么过错，示威过程和平有序，人们只是为了基本法（即德国宪法）赋予的公民权而走上街头。人们应该对此赞赏，选项党也持这个态度。”
选项党敢于逆主流政界而动自然也有其如意算盘。
就如同所有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治力量一样，2015年难民危机时，作为反建制派的选项党利用本国民众对外来移民的不满情绪，屡屡发布仇视穆斯林等外来移民言论，在2017年大选时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不过，这两年随着民粹主义在欧洲大陆渐渐退潮，选项党的支持率在2020年7月底已经创下新低，仅为8%不到，距离鼎盛时期20%左右的支持率相去甚远。
为了重振民意，选项党开始逐渐放弃了疫情初期克制、沉默的策略，而是选择利用新冠游行以及部分地区民众对防疫措施的不满，将自己进一步塑造并巩固成反建制派的中坚力量（讽刺的是，选项党的89名议员在联邦议会内却都佩戴着口罩）。
● 帝国公民（Reichsbürger）挥舞着第二帝国的旗帜，极右翼的标配 / MDR
8日的斯图加特以及上周末的柏林游行发起人均是一个名为“横向思考711”的组织，该组织发源于斯图加特，此前已经从5月开始便连续组织了多次新冠游行，但始终没有掀起波澜。8月1日，711组织通过与前东德地区极右翼组织的串联游行，终于在柏林搞成了大新闻。该组织的首领巴维克（Micheal
Ballweg）目前正计划竞选斯图加特市长一职，并已经向特朗普发出了参加新冠游行的邀请。
根据德国电视一台现场的统计，柏林大游行当天大约有5000名示威者特意从千里之外的斯图加特赶往首都，声援此次示威。
薛定谔的示威人数与吃紧的防疫
或许是擅长使用社交媒体的极右翼组织天生与Fake News有缘，又或许是711组织确实需要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来帮助领袖竞选市长，在游行结束后的一周时间内，德国社交媒体上还爆发了一场关于示威实际参与人数的大论战。
8月1日傍晚，柏林警方通过推特宣布游行参与人数在下午高达1.7万人，而在最高峰时预计有2万名示威者。而来自711的数据则是惊人的130万人，以及对于国家试图谎报、漏报人数的指责。
● 广为流传的现场航拍照与私人航拍照的对比 / dpa、Christian Spicker
在之后疯狂流传的一张现场航拍照片所配文字说明中，一个更为惊人的数字渐渐流传开来：35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柏林的全部人口，要知道即便是1989年苏东剧变时，东德各大城市倾巢而出的游行也不过是50万人的级别。
虽说游行组织方与警方公布的参加人数存在差异很常见，但像此次新冠游行这样的巨大缺口却十分罕见。
不过，不同于一般性、充满情绪性的指责与回击，德国的极右翼们即使是在网络论战中也充满着德式严谨。在一篇篇学术论文式的人数统计计算中，极右翼和阴谋论者作出了如下的论述：航拍照中的地段是连接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柱的“6月17日大道”，根据对谷歌卫星图以及公共数据库Map
Checking的推算，这条双向六车道的交通大动脉总占地面积达3.7万或8万平方米（根据是否包含两端广场）。以每平米一人的标准来计算就意味着最少也有超过4万人参与了游行，显然与警方公布的数字不符。
另一个论据则是，乍看之下游行队伍密度与2001年的“爱之大游行”相当，当时这场“爱之大游行”参与人数为100万人以上。
与之针锋相对的，质疑130万数字的技术宅们则指出网上流传照片的解析度太低，无法佐证一平米一人的论点。在高解析度的图像中，技术宅们又发现了图片裁剪的痕迹。事实上在此后曝光的第三方来源航拍照片中显示，游行队伍确实并未能挤满整条道路。
8月8日由民调机构Forsa研究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91%的受访者对新冠游行表示反对，87%的受访者则认为示威者无法代表德国主流民意。所以，示威组织者的参与人数数字可能只是一家之言。
然而，不论示威规模怎样，其对德国防疫工作的伤害似乎已经造成。8月5日开始，统筹防疫事务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连续录得了超过一千例的日新增确诊，打破三个月以来的记录。
8月5日，已经消失在媒体视野中许久的德国“钟南山”多罗斯滕教授（Christian
Drosten）也再次出山，在《时代报》上撰文警告，与第一波疫情时在滑雪归来的青壮年群体中爆发不同，如今零星的传播已经遍布全国各个年龄层和社会阶级，倘若二次爆发，德国将不会再有第一波疫情时的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