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到2030年人均GDP或突破2万美元

【亚太日报 熊玉琴】“我国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背后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收入分配的原因。一旦完成体制改革，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超过2万美元。”

5月25日上午，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教授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演讲时这样指出。

货币政策过于宽松

他介绍称，我国在经历了2008年—20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速大幅下滑。随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下，经济迅速回升。回升之后好景不长，持续下行，缓慢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

王小鲁教授认为，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高水平是好事，可以带动经济的增长，但过高就不是好事了。

我们现在恰恰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过高和过低的投资率，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恶化，降低经济效率，难以保障社会福利。宏观层面看，我国货币政策现在过于宽松。

持续的货币刺激危害性很大

王小鲁教授强调持续的货币刺激危害性很大。第一，不断地推动产能扩大，实际上是加剧产能过剩的一个推手。

第二，因为实体经济的投资空间有限，因此新释放的流动性可能会大量进入虚拟市场：房市、股市，造成房市、股市的泡沫。

第三，导致杠杆率不断上升，债务和GDP相比，比重越来越大。

我们用债务性的社会融资规模来衡量，2002年我国的杠杆率是120%，2015年已经超过了200%，这是一个非常迅速的杠杆率上升的过程。这个口径其实不全，全口径计算现在已经是250%—260%的水平，高杠杆率意味着金融风险在不断地扩大，随时有可能发生重大的金融风险。

行政手段难以从根本上去产能

王小鲁教授提到现在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这些传统行业，早期的疯狂扩张都和政策鼓励有关，当时曾经有过很多鼓励这些行业快速发展的产业政策。

他还说：“再加上2009年、2010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十二五时期我们对七大新兴产业进行鼓励，但也导致了一些行业过度投资，比如光伏发电和风电，虽然是新兴产业但都出现了严重的过剩。”

他表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提出‘去产能’的任务，但如果用行政手段淘汰落后过剩的产能，其实很难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主要在于机制问题，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究竟能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结构失衡的根本是收入分配失衡

结构失衡突出表现为过度投资、消费需求不足，实际上都和现行体制、现行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各级政府行为密切相关。但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失衡。根本要靠制度改革来解决，加快推进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

王小鲁教授认为未来两三年经济增长恐怕仍不乐观，宏观政策不能把保短期增长作为重点，而要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

中长期增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如果要延续过去传统的增长方式，延续老一套的货币刺激政策和不断扩大的政府投资，有很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一旦完成了体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我觉得未来保持10到15年的中高速增长完全有希望。到2030年人均GDP可以超过2万美元，那时中国就是高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