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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人统计过科学家在科幻作品里的死亡率，一定比话痨属性的反派高。
为什么大荧幕上，科学家总会玩脱？《我，机器人》里，机械科学家朗宁博士被自己研发的人工智推出窗外；《侏罗纪公园》（小说）里，哈蒙德博士被亲手培育的恐龙吃掉；《奇爱博士》里，核弹狂人Strangelove博士和地球一同毁于核弹……
上述人物都有同一个原型：弗兰肯斯坦。
《弗兰肯斯坦》诞生于1818年。到今年，弗兰肯斯坦200岁了。
在Terror in the laboratory展览中出镜的弗兰肯斯坦
提到他，或许你想到的还是那个给尸块通电的科学狂人，然而在字典里翻看“Frankenstien”，它的释义早已改变：
弗兰肯斯坦，名词，伤害或毁掉其创造者的事物。
200年间，弗兰肯斯坦早就脱离了玛丽·雪莱创造的小说角色，先是成为“科学越界”的代名词，然后在流行文化的包装下，成为科幻片长盛不衰的形象之一——“疯狂科学家”。他们聪慧过人，醉心技术，为后世贡献了无数个“玩脱了”的故事。
只要电影里出现一个发型飘逸，眼球突出，褂子上留着隔夜饭和化学试剂，智商超群，疯疯癫癫，敢对boss指手画脚的死宅，恭喜，这位科学家的便当已经热好。
你可能要说，这些科学家自作自受，因为他们跨越了不该跨越的红线，违背自然、人性和道德。可如何界定这道界限？《猩球崛起》里，科学家研制出提升猿猴智力的药物，想用它救爸爸的人成为主角，是爱与正义的代表，想用它进一步做实验的人成了反派，被贴上“邪恶科学家”的标签，同样是出于私心，前者真的比后者比高尚吗？ 不。这类道德问题往往在科幻小说中会经过相当严格的考察，但科幻电影倾向于采取简单化路线。上世纪50年代中期，怪兽电影一度十分流行，怪兽往往是不负责任的科学的产物，事态失控后，由一个伟岸的男中音发出警告：“有些事情，我们人类还是不要知道为好。”
很多时候，导演并不想借科学家深入探讨人性，而只想告诉你，后面有好戏了。
渐渐地，好莱坞式商业娱乐片乐于刻画科学狂人，（在编剧的安排下）为自己创造的怪物辩护，然后被毁灭，往往是反派或悲剧角色，新发明、新技术也往往是死亡flag。只要有人举着一只蓝汪汪的试管走进房间，啥也别说，先抢过来毁掉，肯定不是好东西。
怪兽电影和反乌托邦电影一道，成为科幻作品中的一种“反智主义”，到二战期间，不管是纳粹的人体试验，还是爆炸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都给大众留下这样的印象：技术，是不负责任的；科学，是危险的。
然而，这早就偏离了《弗兰肯斯坦》的本意。
弗兰肯斯坦恐惧症，流行文化大狂欢
也许应该暂且回到开始。
那是1816年的6月。当时的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过半，蒸汽机出现；路易吉·伽尔瓦尼发现，用带电的东西碰青蛙腿，青蛙的肌肉就会颤动，并由此创立了电生理学；伏特发明了现代电池的老祖宗，极大推动了电化学和电磁学的进展；博物学家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德·布封将物种视为人工分类及“可调教的生命形式”；新物种的发现和样本的收集使科学家热情高涨，也为企业家带来利润——许多博物学者开始环游世界冒险并发现新的科学知识；现代生物学、电学、医学……一切都在隐隐胎动……
与此同时，那一年的夏天始终没有到来。受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影响，北半球天气严重反常，欧洲阴雨连绵。在瑞士的一幢湖滨别墅，诗人拜伦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向宾客们提议每人编一个恐怖故事，一个名叫玛丽的年轻姑娘却迟迟没有动笔。
几天后，拜伦和（珀西·雪莱，诗人）就“生命起源的本质，以及能否创造生命”进行了一番长谈，还提到了达尔文博士（我们熟知的那位达尔文的爷爷）的实验——“据说他将一段细面条放置于一个玻璃容器中，直至它以某种特殊方式开始作自发运动”[2]。当时，玛丽就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彼时的玛丽还没有嫁给诗人雪莱，叫玛丽·古德温）。
“也许一具尸体可以死而复生。生物电实验已经展示了这类事情成功的可能性。也许一个生命体的各个部分可以制造出来，再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赋予其生命，使之成为温暖之躯。”
晚上，玛丽躺在床上思索这个问题，一番推演下，一个由尸块缝合的怪物渐渐成型，在黑暗中睁开了黄眼睛——科幻文学的诞生，竟是这样一幅魔幻的场面，而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推演直接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
一些生理学学者曾经认为，构成《弗兰肯斯坦》这部小说的事件，并非完全不可思议，而玛丽的初衷，正如她在序言中写到，并不只是“编造一系列光怪陆离的恐怖情节”，而是“把握某事物潜在的作用，形成并完善与该事物有关的设想”，并且“更为全面地、居高临下地描绘人类的激情”。
这一解释，后来成为科幻小说的定义。
然而200年过去了，《弗兰肯斯坦》被翻拍了40多次，科学怪人变成过外星人、女人、拯救人类的超级英雄、痴情的恋人（绫野刚《弗兰肯斯坦之恋》），但不管怎么改变，都没有避免成为技术恐惧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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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Science）杂志在不久前的“弗兰肯斯坦”封面故事中罗列了一长串对科学风险忧心忡忡的名字 [3]：
2005年，牛津大学成立“未来人类研究中心”（FHI），在数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为英国政府、企业和慈善机构提供建议，其中就包括新技术的“风险分析”；
剑桥大学的“生存风险研究中心”（CSER），专门“致力于减轻可能导致人类灭绝/文明崩溃的风险”；
麻省理工的“生命未来研究所”（FLI）也是类似的智库机构，其创始人之一、物理学家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表示：“我们的技术越强大，就越得小心不要搞砸。”
2014年，一篇名为《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和医学的黑暗面》的论文刊登在美国临床与气候学会会刊上，列举了“弗兰肯斯坦恐惧症”的常见触发要素：克隆羊多利，对高致命性H5N1型禽流感的研究，体外受精，猪器官的人体移植，对番茄进行抗冻基因改良......
接着，还有一大串用franken-作为词根的新造词：
Frankenpets，转基因宠物，可以驱赶跳蚤的狗，不会引起过敏的猫。
Frankenphone，诺基亚03年推出的一种玉米饼形状的电子游戏设备，同时可以当移动电话使用。
Frankencorn，抗虫抗旱的转基因玉米。
Frankenforests，生长快、吸收更多二氧化碳的人造树木。
Frankenmums，因不孕不育而冷冻卵子的母亲。
……
此外，还有一个颇为反讽的词：Frankenfears，指对转基因产品的过分忧虑。
几乎每一个以 franken为词根的词，都提供了一个适用于生物科学、能源、计算机领域的警示故事——任何东西跟它绑在一起，瞬间就有了“危险”“古怪”的附加含义。
对技术风险的研究在科学界尚且是少数，但在流行文化里却是日常。恐惧最吸引眼球。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或走进影院，你感到世界随时都要完蛋——AI杀人，无人驾驶车故障，外星人打过来，就因为我们向太空发射了信号；去年10月的《纽约客》封面上，人类流落街头，靠机器人施舍零钱；霍金和埃隆·马斯克任何一句警惕人工智能的话，都会立刻登上头版头条。AlphaGo Zero打败AlphaGo以后，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同事告诉我，她爸爸特意打电话问她：“AI真的会统治人类吗？”
2017年10月23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封面故事“Tech Suport”
对弗兰肯斯坦的滥用已经超越了适度的反思，在流行文化里酿成一锅反技术的狂欢。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恐惧，并爱上那些“疯狂的科学家”？
科学怪人可能只是一个缺爱的少年
玩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信任。《卫报》在一篇纪念弗兰肯斯坦200周年的特稿里提出这样的观点：学会爱我们的发明[4]。这正是弗兰肯斯坦式悲剧的源头：小说里，弗兰肯斯坦并不爱他创造的怪物，尽管它善良、懂事，他却在最后关头畏缩了。
怪物对他的主人说：“相信我，弗兰肯斯坦，我原本是仁慈善良的，我的灵魂闪耀着爱的人性的光。然而现在，难道我不孤独吗？难道我不是形单影只，孤苦伶仃吗？你，我的主人，尚且恨我，那我还能从你的同类中得到什么希望呢？”
最后，它跃入北极茫茫的冰海中，消失不见。它死了吗？不，科学怪人的幽灵200年来一直笼罩着人类。
现实中，在频繁接触过一些一线技术人员后，他们给我的共同感受是：冷静、负责，甚至有点“无聊”，很少会给出充满想象力的回答。
比如，程序员会不会对AI产生造物主的感觉？去年12月，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员徐鹏告诉我：“AI对我来说，只是技师和他要修的表。”
用理性的思考和关怀去审视自己的造物，而不是怀疑，或放任想象乱跑，这是技术工作者的常态。徐鹏的回答，让人想到日漫《宇宙兄弟》里，NASA飞行教练杨格摸着战斗机感叹：人啊，要相信机械。
粗略回想一下近年来的好莱坞科幻片，绝大多数都是灾难、惊悚题材。这就是为何我们稀缺《火星救援》那样的技术乐观主义：它竟敢去塑造一个正能量十足的科学家，玩脱之后，依旧信任技术和自己的双手。
《火星救援》的原著作者安迪·威尔是北加州程序员，一个典型的技术宅。他心目中完美的一天，是“睡个懒觉，与巴兹·奥尔德林共进早午餐。前往JPL（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看他们操控好奇号火星车，然后，跟《神秘博士》的编剧们一起吃晚饭。” [4,5]
马特·达蒙在《火星救援》中用垃圾袋和胶带造出了自己的生物圈。他跳着脚，骂着娘，在无线电通话里插科打诨，在大粪和泥土里挥汗如雨，一副狼狈样，却轰然打破了科幻作品一直费力营造的、科学怪人的刻板印象——最后救了他的，不是亲情、友情、爱情、正义和梦想，而是技术。
影片播出后，“火星时代”的话题被持续热议，人们反思为何美苏太空竞赛来，我们再也没有冲出过近地轨道，NASA游客猛增，孩子们躺在地上和火星车互动，想象那颗红色星球样子，或者有一天，靠自己的能力去拜访它。
也许200年来，我们都弄错了。弗兰肯斯坦告诉我们的，不是害怕技术，而是要爱它。反思技术风险是永恒的时代欲望，至今没有答案，但请不要全怪弗兰肯斯坦一个人。
（来源：果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