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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安全人員對進入俄羅斯駐美國大使館的車輛進行安檢。新華社記者殷博古攝
**文 |亞太日報特約記者 徐劍梅 **
上世紀80年代前半段，是美蘇冷戰一個高峰期。兩國敵對到什麽程度？今天的人們已經很難想象。
東方出版社曾出版過一套蘇聯曆史檔案叢書，其中一本名叫《巨變的時代——前蘇聯大使杜比寧駐美劄記》。作者尤·杜比寧1986年3月至6月任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隨後任蘇聯駐美國大使至1990年5月，是一位重要的冷戰曆史見證者。
杜比寧赴任美國之時，從海、陸到天空，美蘇沒有任何直接交通路線。他不得不先坐蘇聯飛機飛到羅馬，再從羅馬搭乘美國飛機。1987年，美國著名紅色資本家、石油富翁阿曼德·哈默（他父親是美國共産黨創始人）邀請杜比寧到洛杉矶參加他的生日慶典，可是洛杉矶對蘇聯外交官開放，洛杉矶機場卻不允許蘇聯外交官降落。執著的哈默找關系疏通無效，最後找到一家起落跑道只有足球場大小的私人機場，因規模小而未被列入禁止蘇聯外交官使用的機場名單，這位蘇聯大使才得以在不違反美國法律的情況下飛抵洛杉矶。
冷戰時代，美蘇之間，政治軍事交鋒是主流，經濟文化往來不過是偶爾撒一點的胡椒面。杜比寧的回憶錄有450多頁，提到經濟往來就3處。第一次是在第190頁，書都快寫一半了。第二次又隔了幾十頁，是因蘇共中央書記、政治局委員尼科諾夫訪美，他們參觀了美國的家庭農場，美國人贈送了一口袋紫色小麥麥種。當時，美國對蘇聯具有出口潛力的商品征收比其他國家高出5-10倍的關稅，對美貿易僅占蘇聯貿易總額1％出頭，而對蘇貿易在美國貿易總額中不到0.5％。
兩個超級大國在一切可能的事情上爭吵，從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人數，到擴充軍備、核武器、太空武器、僑民歸國、科學家申請政治避難、中短程導彈防禦、間諜案、使館竊聽、大規模驅逐外交人員……1986年9月底，戈爾巴喬夫與裏根冰島會晤前夕，美國駐莫斯科使館新樓的地板、承重牆和鋼結構中都發現了竊聽裝置。最終，美國決定把這棟價值1.67億美元的大樓拆掉。杜比寧的描述恰如其分：“美蘇對立並不限于意識形態、軍事、地區衝突，而幾乎蔓延到國際關系的各個領域。”
戈爾巴喬夫是希望美蘇關系緩和的，爲此做過一些努力。杜比寧赴美兩個月後，兩國開通了莫斯科至紐約與華盛頓的直航。冰島會晤中，戈氏特別提醒裏根注意，當時蘇聯放映的電影將近一半是美國電影，而美國看不到蘇聯電影。但直至戈氏被推翻下台，冷戰的堅冰仍是兩國關系主體。從杜比寧的記述來看，戈氏對美外交，可以說沒有爲國內經濟建設服務這根弦。
杜比寧是職業外交官，蘇聯解體後還出任過俄羅斯駐烏克蘭大使。他在書中談到的一些外交規則或者說潛規則很有意思。比如互抓間諜案，雙方不約而同：“間諜只可能是別的國家的，而本國在國外的公民只可能是訛詐的犧牲品。”
另一個外交規則與修昔底德陷阱息息相關：“國家之間的關系首要的是堅持一個概念——對等。如果你首先搞一個反對對方的動作，那麽你就要想到可能受到相應的回擊”。美國曾大規模驅逐蘇聯駐美外交人員，蘇聯于是撤走了美國駐莫斯科使館雇用的司機和清潔工。結果使館垃圾無人清理，臭氣熏天，美國人迅速讓步。
冷戰時期，美國很多城市都不允許蘇聯外交官進入，包括東部的奧蘭多小城。1988年，奧蘭多的迪士尼世界希望建一個蘇聯展覽館，邀請杜比寧參觀。盡管蘇聯展覽館最終沒有建成，但杜比寧欣然前往，踐行了第三條不成文的外交規則：“當出現相互利益的時候，任何禁令就不起作用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