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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常会发现面前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拦路。
美国对于中资收购案的审查数量明显上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报告显示，2013年到2015年，该机构三年共审查中资交易74例，约占全部审查案的19%。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家处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案件的律所估计，今年一年要审查的交易总数将超过250件，而涉及中资的交易预计占比30%，这几乎是2013年到2015年的3年总量。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美富律师事务所10月发布技术并购行业调查显示：特朗普政府修订贸易政策和优先事项，近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干预外资并购交易事项的意愿更强，这正在影响跨国交易活动。在此环境下，79%的受访者预计，中国公司对于美国公司的收购将会减少。71%的受访者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列为导致中国与美国交易量放缓和交易价值下降的一个因素。51%的交易师预计，美国的贸易政策将导致中国在美国以外国家的并购活动增加。
美富中国对外投资业务合伙人孙川将准备应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列为中国企业启动在美收购、投资需要首先关注的要点之一。他同时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美国的外资审查，使得中资转向其他国家寻找机会。此外，中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趋于活跃，并且呈现出技术输出的新模式。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或影响跨境并购活动
应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孙川表示，在对美国企业投资、收购的过程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已经成为最大风险之一，制定应对方案也是中国买家需要首先启动的步骤之一。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一些领域加紧了审查。在半导体行业，特朗普总统最近根据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建议直接驳回了中资背景的峡谷桥基金（Canyon Bridge）对于半导体公司莱迪斯（Lattice）的收购案；中资对德国半导体公司爱思强公司（Aixtron）的收购，也在获得德国批准后，遭到美国阻挠而流产。
据孙川观察，在近期的敏感行业中，半导体是重中之重。此外还有涉及收集个人信息和定位数据的行业，比如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牵涉到通过GPS获取定位信息的无人驾驶公司等。
申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核，实际上是一个自愿的过程。但是如果某个项目应当申报却没有申报，一旦被外国投资委员会发现，则其会要求相关方进行申报。如果审查结果认定相关交易有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则外国投资委员会有权要求买方撤出投资，即便相关交易已经完成交割。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初审期为30天，第二阶段调查期为45天。
孙川表示，此前中国企业较容易通过第一阶段，交易方案即获得批准。但在现阶段，对于牵涉国有资本的交易，第二阶段的调查几乎一触即发。
如果触发第二调查阶段，则需要买方律师与外国投资委员会沟通。针对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反馈，中方企业需采取相应补救措施，比如敏感资产剥离、或者削减控制权（比如放弃董事会的席位）等，以期获得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交易的批准。
孙川建议尽早启动应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根据标的公司情况、知识产权组合、交易架构（控股、整体收购、收购少数股权、收购资产），尽早做出分析，以防交易在关键阶段受阻。
如果收购交易失败，针对买家的一个较大风险是反向分手费的问题。而近年来的反向分手费也水涨船高，之前在交易价值的4%-5%，目前已经达到7%-8%，有的案例已经高达10%，成为谈判的交锋重点之一。一些保险公司也看到商机，承保反向分手费；但面对高风险，保险公司也会再三权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批的可能性多大，决定是否愿意承保。
此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本身处于换届之中，一些高阶职位还处于悬置、空缺的状态。目前从事审查的官员多为中、低阶职业公务员，在高级官员到位前审查方面趋于保守，难以做出决定，因此造成审查周期的延长。比如以一些理由使企业主动撤回申请，再重新递交文件，从而经历反复申请的过程。
新型技术成为并购活动的主要驱动力
能否购得核心技术？
近27年来，美国总统曾4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中资收购。最近一次，便是莱迪斯收购案。
美富律师事务所生命科学业务组联席主席肖荐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美方最担心的就是商业机密。在技术转让的时候，会特别小心，尽量将商业机密留在美国，向国外转让相对边缘的技术。如果有的技术对于核心机密依赖程度高，卖方则会非常谨慎，不敢接纳中国资本。
在孙川看来，技术转让仍旧属于商业考量，比如收购金额或者许可费金额是否能够打动卖方；如果技术被中国获得，会不会影响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卖方也可从合同的文本和实际操作的方面，对核心的知识产权采取保护性的措施。
从法律方面看，美国对于技术转让设置出口管制清单，如果转让的技术不在清单所列，就不影响转让。此外，美国对于一些国家进行制裁，在技术转让中，会在合同中设置一些条款，比如不允许向这些国家进行后续的技术转让。因此，前期的尽职调查也需考量买方是否与这些国家有所交集。
此外，在中国资本对外的投资、收购中，也存在“中国溢价”的问题，即中国企业一旦入局，价格会自动上升。卖方有时会作为策略，让中资进入竞标，把价格抬上去。对于如何避免中资以过高价格完成收购，中国公司则需要更为聪明，做好前期尽职调查，进行合理的价值评估。
肖荐则表示，中资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投资之后的整合问题。国内的公司希望获得控制权，投资人希望坐到董事会席上，“我说的算”。而国外的公司则有自主的文化，如果介意中国资本，也有整合方面的担心。
资本出海新渠道
自2016年底以来，中国加强对外投资的监管，减少非理性对外投资。据孙川观察，此后有3到4个月的时间，能够看到非常清晰的放缓趋势：新的收购、并购案数量减少，正在进行的部分交易出现延滞。
据商务部发布，前三季度，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的5159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780.3亿美元，同比下降41.9%，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进一步有效遏制。
孙川表示，今年4月以来，前来询价的客户数量上可以看到明显回升，投资目的国也不限于美国，而是涵盖东南亚、欧洲、一带一路等地区。中资客户仍然有向美国投资的需求，买家包括国企、私企和基金。但中资的态度是，他们在积极寻找可供收购的标的公司，但短期内可能不会一定投资。有些公司因为过去一两年投资量大，需要做一些消化（如投后整合）。另一方面，则是观望等待美国内部政策（尤其是涉及外国投资委员会国家安全审查的政策）趋于稳定。
目前国内资金向外的主要途径也逐渐清晰：内保外贷，内存外贷，私募基金中的杠杆收购，即收购公司之后，以标的公司的资产或股权作为抵押，在境外贷款以获取资金。另一种类似的筹资方式是收购方在海外有资产，以海外与标的公司没有关联的资产做质押，以获取收购的资金。
一些信用基金、资产管理公司也为国内急需资金到位的公司提供过桥贷款。这些机构主要根据标的公司所处的产业领域决定是否提供贷款支持：投资方资金如果走国内审批的程序，标的公司是不是在国家鼓励对外投资的门类之中。对于国家鼓励的投资领域，比如一带一路相关地区、高科技、医药、半导体等，境内资金审批过关的可能性比较大。境外公司审批权衡风险，也愿意在境外提供一些借贷。
孙川认为，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是一个大的趋势，进行国际化的努力，大方向不变。政策方面的某些监管是有必要的，比如对以“母小子大”的方式收购、收购的公司和主业没有关联等，实际上对于企业发展不见得有益，需要有一定形式的监管。短期或许有阵痛效应，但长期来看，他对正当的投资还是持乐观态度。
肖荐在硅谷协助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活动，目前没有看到放缓的趋势。在监管加强之后，她向中国的药厂和投资人进行询问，得到的反馈仍旧比较乐观。由于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国外的技术仍旧比较先进，虽然资金来源成为问题，企业希望在国内占据领先地位，因此向国外寻找投资标的。制药方面，向美国、欧洲去找，对创新之国以色列的兴趣也日渐浓厚。以色列以小微创新著称，尤其是在医疗器械方面，可以很快看到成效。很多投资人向以色列寻找医疗器械，数百万美元到千万美元即可完成收购。
一带一路投资增加
中国对美投资放缓的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日渐活跃。
据商务部消息，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9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3%，比去年同期增加4个百分点。
据孙川介绍，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也出现了新的模式，即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对该地区投资过程中开始输出技术。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向东南亚国家输出技术。中国的互联网相关技术、支付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相关高科技企业在向东南亚拓展业务过程中，试图将中国的成功模式的复制过去。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并购增加，一类是受政策驱动，响应国家号召。一带一路沿线相当多的国家，不像欧美这样发达，但能源、矿产等资源，道路基建、高铁、电信等项目对中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但在投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外资准入政策。首先要看外商投资法对外资行业准入的规定是完全禁止、或者是股权方面有所限制。此后再考虑策略，需要组建合资公司，还是只要运营权，抑或只获得少数股权。因此，需要在投资的标的国的法律框架之内，决定与商业目的相契合的投资策略。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