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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8月6日，香港《南華早報》發表評論文章，以“對牛彈琴來形容最近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稱這次對話沒有重大進展，無助於促進雙方互相了解。文章分析了長期以來中美關係無法前進的原因及理論基礎，指出如果中美兩國領導人繼續抱持截然相反的看法展開協商，那麼對於在區內發生的任何危機，兩國都難以找到讓雙方都滿意的外交解決方案。
文章說，奧巴馬執政的6年半內，中美關係跌至1970年代尼克松﹑基辛格時代以來的最低點。對於如何處理國際貿易體系、全球管理和地區安全等重大問題，兩國領導人一直未能達成共識；非但如此，在如何定義中美關係這個關鍵議題上，兩國領導人也一直在自說自話。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源於兩國就國家政權合法性的定義存在無法消弭的根本性分歧。 對美國來說，合法性只包含一個元素──民主程序，並將此視為適用於全球的普世模式。但中國認為，並不存在適用於全球的普世政治制度，僅以決策程序來判斷政權合法性的做法也不切實際。而在這個問題上，美國似乎掌握了道德優勢。
同理，美國宣稱在亞太地區部署強大軍力及構建聯盟，都是為了“再平衡，意在維護地區穩定，但中國顯然認為這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更讓人擔心的是，兩國領導人以不同參照點來衡量兩國關係，習近平形容為“新型大國關係，奧巴馬則堅持為兩國關係構建“新模式。
上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習近平致辭時強調，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事業，沒有現成經驗和模式可照搬；奧巴馬的開幕詞則暗示，絕不會在民主合法性這個問題上作出妥協，而兩國關係的新模式也將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但如果美國認為中國的行為恰當，他也願意與中國建立工作關係。
中國的行為是否恰當，將根據美國眼中的普世標準來衡量。所以，律師出身的奧巴馬特意強調“模式這個詞，暗示有前例可循。
文章指出，中美兩國屢屢無法溝通的現狀，或可從行為經濟學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中找到答案。該理論提出，相對於爭取利益，人們預防損失之時往往更甘願冒險。所以人們作決定時，往往並不是為了將整體預期收益最大化，反而著眼於按特定依據來衡量收益和損失，而且考慮焦點更多地在於損失，而非收益。
換言之，領導人常傾向於維持現狀。比如說，一個衰落中的超級大國，常常認為預防性戰爭可以防止自身地位和聲望受到削弱，也更樂於付出加倍努力去處理現有衝突，而不是從中抽身。
所以，在美國看來，中國是想通過外交協商削弱美國的利益、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又或者想通過強硬的主權聲張來抵消美國的影響力。奧馬巴正是抱持這種思維方式，將原本的參照點定為東海和南海糾紛爆發之前的現狀。當時日本順應於其盟友美國，願意將國防事務交由美國牽頭的聯盟去安排。
但在2012，中日釣魚島爭端改變了現狀。美國政府開始將此視為美國在亞太區的戰略優勢，決定放棄中立立場，並以保持聯盟團結為名，公開支持日本的行動，修正了自己的參照點。所以，中國認為美國的表態是重大政策轉變，也在意料之中。
另一方面，北京的姿態似乎也有所改變。儘管中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盡可能延長國際的和平環境，但如今它也願意承擔更大風險來彌足與鄰國外交方面的損失。中方提議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是為了防止兩國戰略關係急劇惡化，以避免出現基辛格所說的一戰前“英德疏離（Anglo-German alienation）的狀況。
同理，前景理論亦可用來解釋中國的行為。文章說，中國的思維方式同美國極其相似，其決策重點並不在於收益最大化，而是減損。
於是，中美關係在國防方面就陷入了典型的兩難之境，一旦處理不當，就會演變成永久性對抗。若認為當前中美關係是常態，這不過是自欺欺人。
為了理解當前的危機，我們必須認識到一點：人們獲利之後，調整參照點的速度往往較受損之後快得多。換言之，如果一種國際形勢令一國收益、另一國受損，則受益方就會將自己的參照點調整到“新常態，抵制另一方為恢復原本參照點的行動，一場新冷戰由此形成。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領導人修正參照點的速度遠遠超過中國領導人；後者處於守勢，也缺乏一套有效的地區政策。與之相比，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經過詳細謀劃，旨在重建美國在亞太區的影響力。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領導人的參照點仍然是美國執行重返亞洲戰略前的狀態，目的是恢復原本擁有的地區影響力。所以，美國著重遏制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強硬做法，而中國相信強硬做法能夠更有效地遏制美國。
如果中美兩國領導人繼續抱持截然相反的看法展開協商，那麼根據前景理論，對於在區內發生的任何危機，兩國都難以找到讓雙方都滿意的外交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