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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四川人，往前回溯若干代，大多不是本地人。不信回家翻看家谱，或者问问家族里的长辈，如今的四川人，大部分是两三百年前移民四川的外省人的后代。
四川是个移民社会，其移民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古蜀五代先王中的开明王鳖灵，就是荆人，相传其尸逆长江而上，漂到蜀地复活，成为杜宇王之相，辅佐杜宇治水。因他治水有功，杜宇就把王位禅让给了他。
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除政府官员及家属、驻军等入蜀者之外，又移民万户以实之。秦始皇九年（前238），十二年、十九年前后三次向蜀地移民。此后，西晋末年、唐代末年、北宋末年、元末明初，当中原战乱时，许多居民及衣冠士族纷纷入蜀避难。
而在四川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是在清初发生的“湖广填四川”风潮。
明代末年，四川陷入连年的战争，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崇祯十年（1637），李自成、混天星、过天星等10万农民起义军分路进攻四川，从北路而进，会师于成都城下，攻城不克而退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军攻四川，清代顺治元年（1644）十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顺治三年，张献忠在清军进剿与四川人民的反抗下撤离成都，并在逃奔川北的途中疯狂屠杀当地居民。张献忠残部虽被清军招降，但地方势力的反清活动仍未停止，加上盗寇匪军猖獗，使四川社会不宁。
四川人口在明代万历六年（1578）为300余万人，而在顺治十八年（1661）仅存1万余人了。
张献忠
四川连续40多年战乱，给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富庶的天府之国变得满目疮痍、破败荒芜。清政府为了改变四川战后人少地多的状况，实行移民政策。
顺治四年，清政府“招徕粤岭、黔、滇、两湖之民实东西川，耕于蜀野；集江左右、江上下，关内外、山东西之民藏于蜀市。”当时四川尚未安定，因此移民成效不大。
康熙九年（1670），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向朝廷发起“填四川”的建议。自次年开始了四川的移民风潮。康熙二十九年朝廷宣布：“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凡流寓开垦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这样，移民开垦的荒地有了自主的土地权。
民国《双流县志》卷一记述：“明季张献忠之乱，村市为墟。清初招徕，大抵楚黄（借指湖北）之人为多，次则粤东，次则由粤、由赣、由陕，服贾于此。”此次大规模移民自康熙十年迄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约100年。入川的移民以湖广人最多，以至民间广泛流传“湖广填四川”之说。
清前期南方移民迁川路线图
自元代以来，今湖北与湖南两省为湖广，明清皆沿此旧制。清代学者魏源于《湖广水利说》云：“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可见，在清代中期早已有“湖广填四川”之说了。
现在四川的土著氏族，如新都杨慎的家族和罗江李调元的家族，已是罕见的例子。而大多数的四川人都自称“湖广人”。
我们若问这些“湖广人”：“你们的祖先是从湖广什么地方入蜀的？”他们一般都会回答是“湖北麻城孝感乡”。
民国时期《南溪县志》卷八记述本地氏族来源之后，编者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为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伙。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皆可移往，何独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可见，以人数计算，在川南自称来自孝感乡的比孝感全乡之人要多若干倍，何况还有其他川西、川北、川东多大多数移民也称是孝感乡的。
此种现象成为四川移民史上的一个疑案。康熙《麻城县志》卷一记载：“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之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孝感乡既然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已经撤销，为什么清初入川的湖广人还自称来自此乡呢？
专家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明代初年移民入蜀者确有许多孝感乡人，以至清初的湖广移民遂多冒称此乡人，以便认为乡亲，便于互相照顾。
清初移民是奉旨入川的，因此民间所传由官民押解移民之说并非史实。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湖广提督俞益谟在呈与皇帝的奏折里谈到湖南等地填川情况：“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盖以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也。”当时四川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使许多湖广人自愿入川创业。
湖广人以及其他各省移民的入川路线大致有三条：一，湖北襄樊一带及陕西移民从汉中或宝鸡由川北入蜀；二，湖北武汉等地及江西移民溯长江而上经三峡入蜀；三，湖南、广东、福建等地移民从贵州经遵义或毕节入蜀，也有少数翻越湘西山岭入蜀的。
民国《泸县志》卷三云：泸人自明末遭流寇之乱，死亡转徙，孑然无多。自我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广东、江西、福建次之。楚人粤人多事耕种，赣人闽人多营商贾。其习尚虽熔铸混合，而其本俗固保存不废，尚可得而辨焉。
这种情形应该是四川移民社会的一个缩影。清代初年四川人口约为50万，至清代中期实际约为1000万，移民人口占60%以上。移民人口包括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江西、陕西等省之民；湖广人在移民中约占一半以上。自清代以来，四川社会民俗以湖广为主，而他们在与蜀中土著的交融中也接受了四川习俗，从而形成“五方杂处”的新的四川文化。
成都洛带古镇湖广会馆
四川境内的叙永、泸县、宜宾、荣县、富顺、永川、内江、资中、资阳、简阳、新都、双流、仪陇、西昌等地和成都龙泉山一带现在应有100多万客家人。他们在以上各地形成若干方言点，他们聚居的村落皆流行这客家方言。
四川最大、最集中的客家方言区在龙泉山一带。在清初移民运动中，由于邻近的湖广和陕西移民率先到达四川，首先占据了城市及平原地带，因此后来的客家人便大多居于丘陵、山区地带。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是在粤东北山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的，保存了中国中古中原地区汉族的语言和民俗。成都龙泉山一带的客家人在追溯家族历史时，往往自称得姓于上古或春秋，而且历汉魏六朝皆有显赫的先辈。他们本宗的始祖则是最初入粤的祖先，是为一世祖。
为什么粤东北的客家人要入蜀呢？据史料记载，最早入蜀的客家人是在康熙年间，至雍正时渐多。
这时一方面因清政府移民填川的政策正在施行，地方政府对移民给予支持和帮助，而且有优惠的赋税和产权规定，移民风潮日盛。
另一方面由于康熙三十年和雍正初年粤东北两次连年干旱，农业歉收，造成饥荒，许多客家人濒于破产或处于死亡边缘，促使他们背井离乡，到外面去谋求生路。最初入蜀的客家人在西蜀落业之后，发现这里的自然条件比粤东北山区要好，因此在广东的客家人得到消息，陆续大量入蜀。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浮雕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使移民文化与巴蜀文化发生交流与融合，从而形成新的四川文化特色。由于湖广话、江西话随着移民而进入四川，促进了四川方言的定型，将四川语言纳入北方话系统，确立了以成都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的形成，但同时又存在湘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并存的格局。
来自湖广、江西、广东、陕西的移民，因聚居地的不同形成了以移民为主体的建筑风格，即众多的会馆建筑、多样的民居建筑，以及各种风貌的场镇建筑。
四川的评书、竹琴、清音、扬琴以及川剧等文艺形式都呈现出显著的移民文化特色，例如川剧，除本土川北的灯戏二外，即吸收了江苏的昆山腔、安徽和湖广的皮黄腔，还有陕西的秦腔，而形成川剧丰富多样的声腔。
客家“土楼”
因为“湖广填四川”的缘故，四川固有的土著文化降为次要的文化因素，来自各地的移民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兼收并蓄的四川地域文化，而它又有自己的特色。
例如，广东惠州等地素有“正月灯，二月戏”民俗，以灯戏为主的娱乐形式，也影响到巴蜀其他地区的娱乐文化，如成都、自贡举办灯会期间，在玩赏彩灯时总要与观看戏剧表演和品尝美食佳肴结合起来。因此，可以说广东人的这种娱乐形式通过移民的客家人传入四川，再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彩灯会。
我们在成都常常见到红豆树，它本是南方的乔木。唐代诗人王维《相思》云：“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客家人从南国带来了红豆，种植在成都。鲜艳的红豆，寄托了客家人对五千里外南国故土的相思。
（来源：微观中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