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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指出，香港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過時，發展經濟需要政府”適度有為”的引導和配合，有人就此提出質疑。
25日，梁振英在香港文匯報以《適度有為》為題撰文，強調香港周邊的經濟體政府，都大力支持甚至資助當地的產業發展，香港的業界不能單打獨鬥，以一敵二，需要政府適當扶持。
以下為全文：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重要的理念問題。就特區政府的職責，我和特區政府同事願意秉持“對事不對人”的原則，與各界人士切磋交流，並向社會交代。
去年11月，自由黨在施政報告諮詢時，向我提交意見書，意見書第45段建議政府“更主動協助港商......拓展業務及商機......並協助在廣東面對成本急漲的數以萬計香港中小企業，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如到緬甸開設‘香港工業園’等。”
2012年11月7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自由黨鍾國斌議員質詢政府“會否考慮向中小企提供更多資助，例如協助他們到緬甸等海外地區投資建立工業園......”
最近，鍾國斌議員多次提醒政府勿“越界”。他認為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行之有效。
什麼是積極不干預？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說：“一般而言，政府不該憑其商業判斷插手經濟運作。若然不能依靠以身犯險的生意人作決定，我們根本沒有前途可言。”
在緬甸建立工業園，“協助在廣東面對成本急漲的數以萬計香港中小企業，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這個提議，在港英年代肯定不容於“積極不干預”政策。郭伯偉先生大概會堅持這是生意人應有的“以身犯險”。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香港工業面臨工資和土地成本急漲問題，情況和近年珠三角類似，當年香港廠商自己胼手胝足將生產綫轉移到深圳和東莞等地。在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下，協助港商在珠三角建香港工業園區沒有出現。
自由黨提出的緬甸工業園構思，涉及數以萬計的港商，而且遠涉重洋，特區政府出面，還涉及外交，比我主張的“適度有為”更加有為。
在所謂“積極不干預”年代，英資在香港多個行業有特權，甚至有壟斷性的特權，英資企業代表在行政立法兩局有常設議席，港英政府有專買英國貨的政策，有對英國學歷的堅持，有對外國金融機構來港發展業務的限制，在在說明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嚴重局限性、傾斜性和選擇性，是否行之有效？
在香港經濟騰飛年代，韓國、台灣和新加坡政府在經濟的介入上更深。韓國近年在創意文化產業飛躍發展，香港人十分欣羨。我去年官式訪問韓國，特意提出和有關政府部門面談，我的認識是，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並非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產物。
香港周邊的經濟體政府，都大力支持甚至資助當地的產業發展，香港的業界不能單打獨鬥，以一敵二。
我在競選時提出“適度有為”的主張，政綱上說明：“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政府應該適度有為，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前提，更積極發揮市場推動者和引導者的作用，促進經濟發展。”滬港通的開通，便是適度有為的一個例子。在滬港通的安排下，兩地證券市場當然按市場機制運作，兩地政府和監管機構也通力合作，促成在政策和監管上互聯互通。
我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為“適度有為”再做了些闡述：“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政府不應干預，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但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
什麼是市場失效？市場失效就是市場的運行不能為社會帶來最大的效益，甚至損害市民利益。舉個例子，房地產是必需品，香港房地產對外地買家有吸引力。外來投資和投機需求增加，供應跟不上，價格飆升，造成社會民生問題，政府就必須實施需求管理。特區政府約三年前提出立法制定通稱的雙辣招，實行港人優先。
我知道在雙辣招問題上，自由黨和我有重大分歧。自由黨在去年底給我的建議書的第13段，提出要盡快撤銷樓市辣招——“當局應該盡快撤銷......買家印花稅、雙倍從價印花稅和加強版特別印花稅。”去年2 月，立法會表決《2012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三讀時，自由黨大部分議員（包括鍾國斌議員）投下反對票。
鍾議員也撰文提到上屆政府提出的醫療產業“不了了之”，他認為是“新任政府不會繼續推行過去政府的政策所致”。醫療可以是產業，但醫療服務的首要對象是香港人，首要目的是香港人的安康，因此前提是要優先照顧本港市民的需要。以三年前仍然困擾香港的孕婦床位嚴重短缺為例。當時大量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醫院床位價高者得，香港孕婦除了要競價之外，還一床難求。香港發展醫療產業，應以全港利益為目標，不應因為界別利益而犧牲香港人的利益。我在當選後，正式就任前，便宣佈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零配額的新政策。有人會說這是明顯干預醫療市場，但市場運行有違港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時，政府必須有為。
限奶令是另一個例子。
同樣地，旅遊業和零售業僱用大量低技術市民。因此即使產值不及金融業，特區政府仍然應該大力支持，不應任由自生自滅，考慮的不僅是業界利益，更多的是市民就業需要，也就是社會需要。
在產業政策方面，我們亦主動支持和配合一些新興產業，例如高增值航運服務、解決爭議服務、創新及科技、創意產業、知識產權中介服務和現代化農業等。
高增值航運服務包括船舶管理、經紀、租賃、融資到海事保險、法律及仲裁以至船舶支援服務。香港作為內地航運公司“走出去”的跳板和國際航運公司進入中國內地的平台，有條件大力發展高增值航運業務。香港航空融資業務亦極具發展潛力。
知名的仲裁機構如國際商會的國際仲裁院、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及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等，近年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海事仲裁服務有龐大的增長潛力，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在《紐約公約》超過150個締約方的司法管轄區，以及在中國內地和澳門均可執行。
創新和科技，據康乃爾大學編制的“全球創新指數”，在約140個受調查的經濟體中，香港位列頭10個最創新的地方之一。政府透過擴展科學園第三期以便容納更多企業夥伴，又透過推出“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鼓勵大學師生成立科技初創企業，將科研成果商品化。
由2005年至2012年，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增加值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長，設計業的增加值更增加了兩倍。政府透過支援香港設計中心、擴大設計創業培育計劃等措施來支持產業發展。
知識產權中介服務涵蓋知識產權代理和管理、顧問、法律、解決爭議以至盡職調查等。政府已訂出支援該產業的策略，而貿易發展局的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亦已展示逾25,000個知識產權項目，並與來自海外、內地和香港的28 個夥伴組成策略聯盟。
政府設立農業園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推動本地農業採用高新科技和提升整體競爭力，協助市場推廣和建立品牌。政府亦設立5億元“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協助本地漁民在南海發掘新漁業資源及捕魚區、在本港發展可持續的捕魚作業及休閒漁業、推動本地水產養殖業現代化、推廣本地漁產品及產品認證等。
政策層面以外，我和政府團隊在過去三年，努力促進對中國內地和外國的經濟關係，擴大香港的經濟版圖。過去半年，我到過吉隆坡出席東盟領袖論壇，和東盟國家領導人及商界會面，推介香港，並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領導人進行雙邊會談，同時跟進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進度。我亦出訪波士頓、多倫多、芝加哥、上海及武漢，並到南沙、前海和橫琴等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探討香港在各地的發展機會。
鍾議員曾撰文說：“中港兩地政府在過去十多年來推行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致力建立更緊密經濟合作和融合上做了很多工作，然而實質上能夠從中受惠、打入市場的香港商界、中小企只有少數。”香港的經濟由中小企主導，中小企不得益，香港不可能得益，因此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洽談CEPA和內地省市政府談經貿合作以及與外國政府談自由貿易協定，都沒有忽略中小企。可以說明對中小企重視的例子是香港的專業服務。專業服務業絕大多數是中小企。近年，香港的專業服務業發展迅速，已佔GDP 5 %，比旅遊業不遑多讓，其中一個發展動力是內地市場，十二年來CEPA每年的協議都有將內地巿場向香港專業逐步開放。今年2 月9 日，立法會秘書處發表“香港的四大支柱及六大產業：回顧與展望”的《研究簡報》，”與其他支柱行業相比，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的前景應可維持一片樂觀。這是由於內地服務業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能為香港提供商機。此外，香港亦可以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和海外企業拓展內地市場提供平台，從中取得商機。”
過去三年，外圍經濟不景，但香港經濟有溫和增長，通脹受控、全民（包括剛離校青年）就業、政府財政錄得盈餘、利得稅和薪俸稅收益令人滿意，都從側面反映經濟成績及良好的營商環境。此外，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全球投資報告，香港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和輸出都排名第二，流入是1,030億美元，僅次於中國內地；輸出是1,43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香港雖然只是一個城市，但是作為環球及區域的投資樞紐，重要性僅次於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凡此種種，都是全社會，包括特區政府和工商、金融和專業等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
最後，我感謝鍾議員的意見，並希望各界人士能就香港的經濟發展問題，繼續提點特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