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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历史的存在物，我们的身份认同取决于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因此，理解何为“华夏”是建立民族身份认同的关键。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其成名作《华夏边缘》中探讨了中华民族族群认同的历史发展，为回答“什么是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路径。出版二十年来，这本书因为其富有解释性的框架和极具启发性的视角，成为了讨论中国族群认同与历史发展时绕不过去的必读书目。
新版《华夏边缘》日前由世纪文景出版。日前书评人、专栏作家维舟与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人类学家张经纬一起与读者分享了他们阅读这部著作的感受与启发，探讨了今日中国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这一国族结构，是经历了怎样的“华夏”与“边缘”的漫长共生与互动并最终形成的。王明珂在书中提醒我们重视不同族群历史记忆的重要性，打破一元史观，对解决当下的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争端或有积极意义。
维舟（左）与张经纬（右）在活动现场。图片来源：世纪文景
根基论VS工具论：华夏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于“何为中国人”或“何为华夏”，传统叙事是这样说的：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留下许多遗存，根据这些遗存所显示的人群体质、文化、语言特征，可为“中国人”或“华夏”下明确的定义。王明珂认为，现代族群理论的关键不在于说明“我们是谁”，而在于解释“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他提出了不同于上述“根基论”的“工具论”，即民族身份认同是一种争夺资源的工具，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和社会环境下，一个族群可以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改变自己的身份——而当人们发现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有利时，他们就会这么做。
维舟认为王明珂的理论突破了以往陈旧的史学框架，很有解释力，但他注意到其他学者的观点也有道理。比如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bausen）在《宗子维城》中提出，从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随着中原地区文明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器级别越来越高），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拉开了距离，分化就此产生，华夏的概念也由此形成。“在王明珂的理论中，华夏类似于一个工具，当人们与长城外的游牧民族争夺资源的时候，他们用这个符号团结起来。但在罗泰的观点中，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不是南北沿着长城线的对峙，而是中原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瞧不起周边部落，慢慢显示出自我优越感。”
“华夏”是一种策略性的认同，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民族？张经纬认为，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来看都能站得住脚。最重要的是，华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夏商周时期的中原核心开始，经过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的积累，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变成今人理解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
以“四岳”为例，张经纬指出，汉朝时期的南岳是指安徽安庆潜山地区的天柱山——在汉朝人看来，那就是华夏边缘的最南端；到了唐朝，南岳所在地变成了今湖南衡阳的衡山，经过700多年的时间，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的格局才定型。“《华夏边缘》给我的一个启发在于打破了我们心中可能有的一种刻板印象，”张经纬说，“好像秦始皇的时候中国版图和今天就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但华夏边缘的观念其实是动态的……再往前追溯‘四岳’，我们会发现四岳的范围更小，可能就是陕西、山西交界的区域。”
除了地理范围的渐进，华夏概念还涉及“汉”与“非汉”、“蛮子”与“汉人”身份之间的相互转换。匈奴在西汉时期与汉室互为敌手，到了东汉时期，匈奴分裂成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归附汉朝，并主动帮助汉朝攻击北匈奴。到了南北朝时期，具有匈奴血统的刘渊创立汉赵，以汉室正统自居，认为原本的汉人已经完全无法继承汉统。
在维舟看来，“华夏边缘”具有三重意义：第一重是地理上的意义，比如“四岳”的迁移；第二重是人群出于自我利益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变化，比如王明珂发现，四川的羌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认为自己是从湖广地区迁徙而来的汉人，直到1980年代民族政策落实，他们发现羌族身份有很多好处，才转而认同羌族身份；第三重是文化认同，即华夏正统与边缘蛮族之间的转换张力。“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互相转换，有的时候汉人会变成蛮夷，蛮夷也会变成汉人。”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王明珂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6
史料都是经过篡改的？关键是看到留存这种历史记忆的动机
王明珂在书中认为，根据史料追溯民族源头会有陷入古人谎言的危险。以春秋吴国王室的族源为例，吴人声称吴国第一代君主吴太伯的父亲为周王，在弟弟继承王位后为了避嫌远走他乡迁居江东，建立了吴国。王明珂认为这个说法其实是吴人为攀附祖先杜撰出来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人是不可能从陕西迁居至江南的，在考古层面更合理的解释是有周王室成员迁至河南洛阳一带。
维舟指出，同样是认为“古人说谎”，王明珂和其他早年的历史学家的立场有所不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很多上古传说都是编造的，我们需要破除三代传说迷信。王明珂却主张，历史学者需要真正弄清楚的不是分辨史料的真假，而是去解释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历史记忆，为什么要把这些历史记忆当成真的。维舟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历史只是一种经过修饰或篡改的记忆，所有的历史文献都“靠不住”，我们要如何确定客观史实呢？
受《华夏边缘》 的启发，张经纬撰写了《四夷居中国》一书。他认为我们其实可以转换视角，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中国正史对周边民族的记载——这些民族在史料中的首次出现，其实意味着汉人首次出现在其所在地区，进入了他们的世界。而随着时代推移，新的周边民族的记载也不断出现。把这些首次记载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会像等高线图一样一圈圈往外扩散，显示出各个时期中国/华夏的实际控制区域。
“在《僚传》《黎人传》（ 注：中国史书中对周边民族的传记 ）里都有一些非常荒诞不经的传说。王明珂经过分析后认为它们不可信，但换一个角度想，这些东西被记录在正史中，实际上有一个背后的时间轴。不管记录下来的事情是真是假，被记录下来这件事情本身是有意义的，证明了记录者（有华夏标签的人）来到了这个区域，见到了这些人。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华夏边缘从虚无的角度慢慢落实。我们所讨论的不在于事件本身真假，而在于记录这一人类实践。”张经纬说。
《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
张经纬 著
中华书局 2018-3
对华夏的认同与抵抗：边缘和中心都在漂移，我们要有多元史观
华夏在与边缘的共生、互动中不断拓展自身边界，新的边缘亦不断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于是出现了——华夏的中心和边缘都在漂移。维舟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首都一直在迁移，从西安到洛阳、开封再到北京。而在另一方面，朝鲜、日本这些“边缘”都有过自称“小中华”的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天皇的宣战诏书中甚至出现了“神州”一词。“这种文化正统观念或自我认同感，表明了在历史动态过程中，自称接受中华正统是一种相当强大的动力。”
维舟表示，阅读《华夏边缘》给他的最大启示是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中的深层结构动力，即人群是如何逐渐演化的。王明珂提出的“从边缘看中心”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新的阅读历史的方法论，提醒我们要透过字面意义，看到古人留下这些文献的动机：是谁在书写历史？他们试图用这些历史为自己争取什么名分或资源？
张经纬认为，在转换视角后，我们还能看到被汉本位主义历史文献所疏忽和遗漏的历史真相。比如明代四川地区发生的奢崇明叛乱，正史将这一事件归咎于当地土司的贪得无厌或痴心妄想，但如果我们从华夏边缘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奢崇明叛乱或许是出于无奈：当时明朝正与东北女真交战，在四川地区过度征兵征粮，导致民不聊生。“中国历史上很多关于地方叛乱的叙事我们想现在就有了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它，并不是他们真的想挑战华夏，而是在一种迫不得已的历史情境下，他们走向了另外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华夏边缘”视角强调的是一种多元史观的视角。维舟认为，正如电影《罗生门》所反映的那样，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利益、思考重心和文化取向，所以他们会讲出不同的故事，拥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在这个历史记忆屏幕中，关键问题不是去判断谁对谁错，谁是叛乱分子，谁忠诚于我们。几个版本的故事也许都是对的，我们要了解历史上的这个人群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举动，去理解他们的行动逻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