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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 姬婧瑛】2015年9月15-16日，全球價值鏈創新發展峰會在深圳召開，世貿組織副總幹事易小准和眾多國際組織的高管、專家與企業代表等共同探討全球產業鏈創新發展趨勢和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現實困境，為中國未來價值鏈躍升獻言獻策。
談到中國產業發展模式時，微笑曲線理論被與會者頻繁提及。“微笑曲線”理論，由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於1992年提出，近於U形的曲線代表整條產業鏈，曲線左端是研發環節，右端是营銷環節，中間是製造環節，製造環節利潤低附加值低，研發和营銷利潤高附加值高。這條曲線明確地反映了產業鏈的附加值存在點和產業競爭業態。依據此理論，產業應朝微笑曲線的兩端發展，一邊加強專利創新的研發創造，一邊加強使用者導向的营銷服務。
然而，中國產業發展30年的路徑恰恰與微笑曲線理論相悖，中國2009年起製造業規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製造大國，優勢集中在製造環節的產業格局，使得中國製造業在全球化發展中融入的是“被俘獲”型的全球價值鏈治理結構，研發和营銷兩端的積弱，形成了中國製造業以價格競爭為主的低端生產能力過剩格局。即中國戴著全球第一製造大國的桂冠，同時面臨處於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中低端的尷尬。
把脈中國製造“中低端”困境
困境一：低端生產過剩、核心技術受制於人導致附加值偏低。中國生產企業普遍存在研發端投入低，創新能力缺乏，跟風模仿盛行，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問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國際性技術標準的領軍型企業少，在全球分工由“產業內”向“產品內”深化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分到的“任務”集中在低端加工與製造上。以富士康為例，出口的代工產品蘋果手機中，大量高附加值元器件依賴進口，導致加工手機創造的價值遠低於國外高附加值配件的價值，簡而言之價值被動瓜分，另外還有專利保護期內支付給專利擁有者的高額專利使用費。這是中國企業對全球產業鏈的整體控制和治理能力偏弱的典型。
困境二：低端製造的能源依賴和“生態逆差”。在參與全球化產業分工的過程中，剛改革開放的中國利用廉價勞動力和豐富資源的優勢，獲得了國家分工的“參與權”，發達國家將低端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帶動中國快速工業化和GDP的快速增長。同時中國付出了資源、能源和環境的代價，2010年中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準的約2.15倍。在工業化繼續深化的過程中，中國對資源能源的需求將繼續上升且會表現出較強的剛性。由於中國工業製成品出口短時間無法改變以高資源和高能耗的產品為主，中國獲得巨額貿易順差的同時將付出巨額的“生態逆差”，二者相減得到的價值遠低於發達國家。
建言中國價值鏈躍升
面對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中低端的尷尬現實，與會專家紛紛開出自己的“藥方”。
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楊洪表示，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民資本等生產要素通過跨境投資，對外貿易和外包業務進行重新配置，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帶來了貿易形勢的變化。跨境投資將繼續在全球價值鏈重塑中發揮作用。
前商務部部長，現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在题为《全球價值鏈重塑和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演講中指出，按照全球價值鏈的走勢來指導經濟結構的調整應該是中國每個地區、每個企業所遵循的策略，政府應該採取更加開放的政策、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以及出臺更合理的稅收政策。
國際貿易與可持續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Johnannes BERNABE在發言中指出，中小企業是價值創造的主力軍，要加快中小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融合。他指出中國加強中小企業的競爭力，一需要完善競爭的政策法規，二要促進貿易和海關的與時俱進，三要加強自主研發。同時，中國生產標準要看齊國家標準，提高服務業競爭力。
暨南大學教授陳海權指出，作為世界最大網購國的中國，價值鏈躍升要加強“四力”：管道控制力、行銷輻射力、品牌影響力和方式創新力，打造流通中心，在“用戶主權”時代取得價格決定權和管道話語權。
怡亞通董事長周國輝已多年行業經驗提出，中國企業提升在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需要提升供應鏈各環節的競爭力，未來企業須要搭建“載體供應鏈+生態供應鏈”的供應鏈體系，打造平臺優勢。騰邦集團董事黃鏡愷同樣認為，企業要跨界整合，建設開放、分享、共贏的生態平臺。
為中國低端產業開出“藥方”的同時，與會專家和企業家們也表示了對深圳產業升級成果的肯定。改革視窗深圳，以產業升級的方式參與全球價值鏈重塑，從頂層設計出發，以精密製造業、互聯網金融、雲計算、生物技術、通訊設備製造等產業為基點，打造企業核心競爭力，培育出華為、騰訊、招商銀行、華大基因等在世界具有強大競爭力的企業，逐步實現產業由價值鏈低端向高端攀升，是中國低端製造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的成功案例。
（本文参考书籍《中国深入全球价值链战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