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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作家都不是演说家，”托马斯·曼在一开始就这样警告读者，他在192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当时“像过节般欣喜若狂”。可矛盾的是，2017年诺奖得主石黑一雄必须得意识到，诺贝尔奖虽然是作品的荣誉，但作家本人却被要求亲自出席（尽管一些获奖者拒绝出席，如2016年的鲍勃·迪伦），变成精通修辞的表演专家。
托马斯·曼获奖后二十年，威廉·福克纳亲身验证了这一鲜明的对比。福克纳简短的演说（呼吁读者回归“内心的不朽”）在现场几乎没有人能听懂，包括以英语为母语的听众——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对麦克风的使用技巧也一无所知——但是当演讲稿印成文字时，这篇演讲稿成为了鼓舞人心的经典之作。
这是个艰巨的挑战，每个获奖者都得经历两次（通常是和石黑一雄一样，要先发表一次演讲，三天后还有一个“宴会致辞”）。但所有的演讲都逃不开以下这些套路：对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诺贝尔奖评选机构）诚挚的感谢；绝不吝惜表达自己的谦虚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也不要像皮兰德娄那样讲得太消极了）；承认自己曾受益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例如叶芝的整个演讲都在致敬史威登堡和易卜生）; 一段深刻的童年回忆和最近的一件轶事，展示你是多么根植于世俗生活（威廉·戈尔丁就谈到在颁奖当天，有位警察祝贺他获奖，并给他开了一张停车罚单）。
福克纳和海明威讲述了自己生命中遭受的重大折磨，但这种方式早已过时了。20世纪中期的获奖者（例如阿尔伯特·加缪）开始高深莫测地进行预言——人类的未来会是什么样？文学将在其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是，为自己受到歧视的民族、国家或地区进行辩护（马尔克斯劝他的读者们不要用欧洲人的视角去解读拉丁美洲）仍然可行，也许正是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太多非白人和发展中国家的获奖者这么说，最近几年的得主很少再这般老生常谈了。
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呢？可以表达政治上的愤怒（例如约翰·斯坦贝克），但会让人感觉非常不合时宜，获奖者往往都身穿燕尾服，手拿瑞典皇家学院发的一大笔奖金（哈罗德·品特曾公开谴责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是战争犯，但因为身体不好，这段演讲是通过视频发布出来的）。你甚至可以嘲笑瑞典、诺奖或者背后的人物，只要别人能听出你的笑点。一个反面案例就是沃莱·索因卡，他在一次演讲中嘲笑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将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了诺贝尔奖），并在另一个演讲中嘲讽了诺贝尔奖的“种族主义优越感”，于是达里奥·佛问道：“你们先是把奖给了一个黑人，然后给了个犹太作家，现在又给了个小丑——这是个什么奖？”
最近的几位获奖者都在讲故事，巧妙地将演讲与他们的小说结合在一起：关于一位盲人女性的寓言（托妮·莫里森）；一个鲁滨逊的故事（库切）；一只实验室小白鼠获得诺贝尔奖的故事（君特·格拉斯）。瑞典学院会引用一些华丽的辞藻来引诱你说出豪言壮语，有些获奖者确实入了圈套，但你要避免这些假大空的话。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就将“文学式演讲”推向了极致，她录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是一段晦涩的独白，讲述了一个避世的作家、她的读者和她的语言，她是在模仿贝克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当时她刚上完一门文学批评理论课。
石黑一雄还是一如既往的出人意料，他在上周四的第一次演讲中明显偏离了标准套路：没有感谢，没有假装困惑为什么选中了自己，也没有表达对瑞典文化的热爱（尽管这些都可能出现在之后的宴会致辞中）。
相反的，他的演讲主要在说生活中的轶事，都是些浅显的经历和能引起共鸣的回忆：他的童年在萨里（Surrey，英国东南部的一个郡）的一个日本家庭度过，从童年讲到青年、讲到婚姻，讲到人生中决定性的时刻（包括去奥斯维辛的经历和霍华德·霍克斯的电影）和文化试金石——音乐、电影和书，是这些塑造了他的写作生涯。
结束方式也在意料之外，他用更具试探性、更少修辞的结束语探讨了写作的重要性：二战前后主要都是西方作家获奖，非白人或非西方的作家大多集中在80年代和90年代获奖。石黑一雄认为未来文学要“更加多样化”，不仅意味着要包容不同的声音，也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今天还不了解的文学形式”和“新的、甚至看不懂的讲述方式”。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