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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发于2021.7.5总第1002期《中国新闻周刊》
5月8日母亲节前夕，首部全国道德模范纪录片《罗长姐》公映。93岁的罗长姐长居在宜昌市五峰县深山之中，早年交通不便，从她家到宜昌市区需耗费一天时间，而她的故事早早传遍了整个宜昌。
从军的儿子祁才政因患脑膜炎失忆并患上精神失常，在部队治疗4年收效甚微，1978年罗长姐决定将儿子接回老家。自此她终日看管照顾，43年间唯一一次离开家门，是2013年到北京领取全国道德模范奖。回家头十几年，祁才政几乎每天都发病，他常常挥起拳头击倒母亲，甚至曾将侄儿扔向火塘。“有时候被他追着打，我就躺在地上装死。等他走远了，我再爬起来，为他做饭。”罗长姐说，自己很少感到难过：“祁才政很孝顺，以前部队发了糖果、肥皂，他都会带回家。他是因为生病了才这样对我，我理解他。”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她经历了这些依然很乐观，从不跟人抱怨。”宜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高万红说。罗长姐成为宜昌“好人之城”的代表人物。“好人不是大家平时说的和坏人相对的概念，而是指由中央文明办评选的、特定意义上的典型人物。”据高万红介绍，“好人”有具体的评选标准，包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等多个类别。
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对象中，枝江市顾家店镇年逾古稀的薛传根自发投身于生态修复，让三峡濒危植物疏花水柏枝得以在关洲岛安全生长。长阳花坪小学副校长刘发英从事公益助学30余年，截至今年5月底，募集助学款2480万元，累计资助了湖北湖南3708名贫困学子。如此案例不胜枚举。自2008年中央文明办“中国好人”开榜，宜昌已累计有103人(组)入选，位列湖北全省同类市(州)第一名。高万红提到，逐月更新的“中国好人”是一个基本池，入围者有机会进一步获评全国道德模范或时代楷模。
凡人善举蔚然成风，成为宜昌这座城市的金字招牌，并助力宜昌四度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一个城市的文明首先是人的文明，而人的文明体现在道德、精神层面。”高万红说，宜昌从抓典型开始，推动全社会向身边的好人、道德模范、时代楷模学习，逐渐形成“好人之城”的氛围。
为何是宜昌？
今年4月，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到许家冲村走访时，为当地的淳朴民风点赞道：“宜昌景美，宜昌人好！”
许家冲村位于夷陵区太平溪镇，是三峡移民建设的新村。过去几年，村民谢蓉发动了1400多名坝区移民妇女学习峡江牵花绣，成立了民俗文化公司，常年安置50多名妇女就业。
据谢蓉回忆，移民之初，临近坝区的许家冲村民可以出租房屋、卖土特产，并不愁生计。然而随着三峡工程的完工，建设大军撤离，收入来源随之减少，村民们开始出现一些负面情绪。“当时就觉得该干点事，于是召集村民跳广场舞，从2012年起，我又组织一起跳舞的姐妹们创业。”谢蓉说。此后她开发出一系列牵花绣和艾草结合的手工艺产品，并带动村民发展农家乐和民宿，成为该村增收致富的另一途径。
和谢蓉相识多年的夷陵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平提到，创业过程中，谢蓉从家庭主妇变身为文艺爱好者、峡江绣女培训牵头人、妇联兼职干部、人大代表等，角色不断转变的同时，实现的社会价值也越来越大，其中最明显一点是改变了当地家庭妇女的命运。“以前移民妇女主要在家相夫教子，好一点的去城里做保洁，觉得日子就该这样过。”袁平认为，谢蓉获评“宜昌楷模”“宜昌市道德模范”的背后，体现了老一代移民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移民精神。
太平溪镇镇长刘勇则提到，移民精神体现的是宜昌人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从抗日战争时期有‘中国敦刻尔克’之称的宜昌大转移、解放战争时期宜昌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到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三峡工程，宜昌人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不断延续和演化。就像当年我们这儿流行的一句口号：‘大坝建在宜昌县，全县人民作贡献。’”刘勇认为，这些是宜昌得以成为好人之城的重要基础。
历史传承之外，宜昌市社科联副主席龙会忠认为宜昌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是重要因素：宜昌属于承西启东、连通南北的“咽喉”要冲，大开大合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宜昌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性格上的豁达善良，民风上的淳朴包容。“这种非常典型的‘自然空间’是‘宜昌好人’成长的直接土壤”。
一座城的坚守
“我们每个人就像一只小小的蚂蚁，蚂蚁虽然力量很小，但是当它们抱团在一起，就会产生无穷的能量。”“三峡蚁工”生态环保志愿者协会发起人李年邦说。几个月前，他组织了一场长江江滩捡拾垃圾活动，原以为参与者只有四五百，未料最终到场的志愿者有2000多人。
李年邦本职是一家理发店的老板，2015年10月，受国外志愿者的启发，从小在江边长大的他开始在江滩边捡拾垃圾。每天清晨天未亮便出门，打着手电、拿着垃圾袋走在江边，一度被晨练老人误以为是在寻宝。从只身一人到家人、朋友，身边慢慢出现同行者，一年之后李年邦组建了“三峡蚁工”。
如今在宜昌，类似李年邦这样的实名注册志愿者有75.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比例的18.3%，涌现出了一批全国全省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当地媒体报道称，在典型模范的带动下，从一个好人、一群好人，再到一城好人，宜昌这座城市的“好人现象”已转化成显著的“好人效应”。以从事了30年助学公益的刘发英为例，在她的感召下，许多退休干部、教师、律师等加入助学志愿服务团队，众多曾经受到过资助的学生走出困境后，也纷纷加入到助学事业中。
“有一年宜昌中考试卷还把我们写进去了，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从学生、家长到老师，志愿者群体不断裂变。”李年邦说。截至2020年底，“三峡蚁工”的常驻志愿者达到1000余人，他们成为长江江滩垃圾清理的主力军，迄今开展了近700场活动，捡拾垃圾近1000吨。李年邦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从事公益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群温暖的人。“他们不是我刻意去找的，而是都自个儿蹦出来的！”
“是我们花了很多工夫去追求‘好人’数量吗？并非如此。很多人都是默默付出多年，才被我们发现的。”高万红说。据他介绍，宜昌形成了宜昌好人、宜昌楷模、荆楚楷模、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模层层递进的线索推荐体系，每月推出的宜昌好人在10人以上。当地已启动“宜昌好人馆”的建设，形成市有好人馆、县有好人街、街道乡镇有身边好人榜、社区村组有善行义举榜的宣传矩阵。
6月11日，宜昌市委书记王立表示，要持续加大宜昌城市品牌的宣传营销，面向海内外推介宜昌的好山好水、好人好事、好产好业，进一步在国际传播中唱响宜昌声音、发挥宜昌作用。在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的征程中，打造“好人之城”，成为宜昌不断提升文明素养、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内容。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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