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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 亚太日报 】根据西方关于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分野的理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文明体系国家。对此，一些国内学者也同意这一观点。本文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自古以来，中华文明不是由陆地文明单独构成的，海洋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对海权的考察来看，中国对海洋的失落并不遥远。以郑和航海为代表明代中期海洋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最高峰。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盛藐的历史窗口。
(一)
海洋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在开发、利用和维护海洋过程中所体现的精神、价值、理念的总和。海洋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是与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总是某一具体的国家、民族、阶级意志的鲜明体现。受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影响，海洋文化首先产生于滨海国家或岛国，在相互独立、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不断生长壮大。总之，海洋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它符合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
中国古代的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明显不同，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它的萌芽与宗法制度和王权社会紧密相联。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守法制度和王权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所以，在社会的整体文化因素中海洋因素十分微弱，即便有一些利用，也主要被使用在军事上。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海洋文化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海洋文化。因为这时人类不可能掌握海洋的规律，是被动的利用海洋，当封建社会产生以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有了剩余产品，海上往来愈加频繁，这为人类利用海洋提供了物质基础，并进一步影响到政治交往。这样，海洋文化就由军事领域向经济和政治领域过渡，大大丰富了古代东方海洋文化的内涵。
从进程来看，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已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第一时期是以秦汉为代表的雏形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古人对海洋的认识还处在天人感应阶段，但是在向东、向南拓展疆域的过程中，以中原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与东夷、诸越文明相融合，使华夏文明中增添了崭新的东方海洋文化因素。
第二个时期是以唐宋为代表的初步形成阶段。这一时期，封建经济有了迅猛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频率上都有了很大提高。
第三个时期是以明代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成熟和完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突出成就是完成了对海洋的政治开拓，摈弃了元代武力攻夺政策，采用“柔远”政策，造就了盛极一时的东方海洋文明。
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大规模的船队，远涉重洋，翻开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新的一页。从其发展的历程来看，郑和时期的海洋文化承接了汉唐以来的海洋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就出海人员、舰队规模、航行里程和执行使命来看，郑和航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不同领域，涵盖了海洋文化的各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之久，并一直保持了世界领先的记录。从空间跨度来看，郑和下西洋横跨印度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三十余国，航程达十万余里，打通了中西交通的重要航道，发展了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中外经济贸易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海洋文化发展阶段，达到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巅峰。
(二)
明代中期，中国进入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代。为适应这一要求，海洋文化较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建立了以藩属为主要特征的海权关系。古代海洋文化初步形成之前，海洋只是一种利用手段，没有衍生政治意义。但是当人类跨越海洋，把海洋和海外的国家纳入政治视野时，海洋就具备了政治意义。这时的海洋，已不再是单线的自然意义上的海和洋，而是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地理概念--海权。
中国古代先后出现过两种海权样式：一种是通过攻夺而产生的海权，一种是通过臣服而产生的海权。第一种样式从长远来看是不成功的。它表明通过武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海权有极大的局限性。以元代的海外扩张为例，虽然元王朝在初期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缺乏稳固性。当它在远征日本过程中丧失了几乎全部精锐后，元王朝的海权就骤然衰落下来。另外，元代的对外征伐对被占领土来说不仅没有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相反阻碍了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其消极因素是十分突出的。
第二种样式被证明在当时条件下是有效的。通过和平臣服而形成的藩属政治是封建时代的一种典型国家关系特征，它与残酷的攻夺战争相比具有一定的文明性。通过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实现民族间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且对藩属国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从力量对比来看，藩属政治的产生往往由一方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而另一方处于依附或附属地位。从明代中期的现实力量对比来看，明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实力雄厚。而东南沿海国家大部分是岛国或小国。它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明王朝抗衡。加上明王朝国家初立，北方边患严重，亟需创造一个巩固和稳定的周边环境。由此产生了明中期的藩属政治中。
当时，向明中央政府称臣纳贡的国家和地区有朝鲜、琉球、暹罗、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刺渚蕃。这些国家定期向明王朝纳贡，遇有刺封太子或嗣后即位，都要征求明中央政府的意见。明王朝对这些属国及其使臣也颇为礼遇，或敕印诏渝，或赐绮沙罗，履行藩主的责任和义务。
应当指出的是，明代藩属政治的建立与郑和下西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郑和出使南洋、西洋，沟通了中国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使藩属政治得以顺利实施。这些藩国的使臣正是乘坐郑和船队的宝船，才得以穿越波涛无际的大海，往来完成使命。而在以往，由于缺乏这种大规模航海活动，当然也不可能出现藩属政治。
其次，在经济上大力推行官营国家贸易。明朝建立以后，通过设立官营匠局，把大部分手工业，如矿业、制瓷、纺织等收归国有，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封建国有经济。这是明代实行官营贸易的首要前提。明代的官营贸易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内的朝贡贸易，一种是对外的海外贸易。
海外贸易主要交给远洋船队来执行。郑和船队是明代中期海外贸易的主要执行者。商品主要由官营匠局提供，包括瓷器、丝绸、金银、漆器、麝香、樟脑、干鲜果品等。这些商品单目不是随意开列的，它是在认真总结唐宋以来海外贸易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正是这样，郑和宝船才深受各国欢迎。
“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绘。而江西瓷器、福建糖果、果品诸物，皆所嗜好”。宝船一至，倾国轰动，纷纷前往交换。巩珍的《西洋藩国志》中也记载：“开诏颁赏，遍谕诸藩”。郑和船队更是用官营匠局的商品换回了大量西洋各地土特产和手工艺品，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宝石等，从交换品的种类来看，它们与海洋文化初步形成时期的贸易对象是吻合的。它也说明，郑和的官方贸易不是心血来潮的贸然之举，而是由经济规律自发作用的必然产物。另外，这些贸易来的大宗货物有的经过变卖，还可供国家各项经费开支。
朝贡贸易是明王朝同属国之间在协商基础上达成的双边贸易活动。协商规定了各国对明王朝朝贡的次数，携带物品的数量和种类以及行走的具体途径和从事贸易的地点。从协商的内容来看，明王朝对朝贡贸易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当时明代中国经济文化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国家又采用官方式进行生产，这就使明中央政府掌握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因此，它完全可以派郑和船队来进行大规模的海外贸易，自己选择贸易地点，运出它的官营产品，换回它所需要的商品。
而在朝贡品中，很大一部分是明王朝自身能够生产，或者有些产品不合乎需要，因而对其进行限制就势所当然。可见，严格限制朝贡贸易，不但不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对促进经济的正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从海外贸易和朝贡贸易两种方式来看，二者都是明代匠役制度的特有产物。表面上，郑和下西洋主动寻找官营贸易的商机似乎与明政府严格推行的朝贡相矛盾。实际上理解了明代官营生产的本质，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王朝一方面对朝贡贸易大加限制，而同时又通过郑和下西洋努力扩大贸易。
再次，在军事上奉行有限干涉政策。海洋文化离不开一定的军事行动。但是纯粹的军事行动又对海洋文化的形成产生消极后果。所以，凡是健康的海洋文化的形成，总是有赖于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整体性行动的综合作用，尤其是经济文化的作用。
这些因素往往起到军事行动所不能起的有效结果。因为，任何海洋文化本质上是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诞生。在新旧秩序相互转换的过程中，军事行动的力量是最有效的。但是，这种行动总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无限扩大军事行动，正常的海洋文化就会变异，演变为海洋霸权。从郑和时期的海洋文化实践来看，明王朝所采取的几次有限军事行动，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从策略上看，郑和时期的有限军事行动有打的一面，也有拉的一面。所谓拉，就是通过支持某一友好地方势力而控制局面。
最后，在文化上实施儒回并举策略。在郑和时代的海洋文化范围内，主要有两种文化系统。一种是以明王朝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系统，朝鲜、日本、安南等国认可并接受了这种文化传统。另一种文化系统，是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回教系统，在东南亚和西亚一些国家十分流行。
针对这种文化特点，郑和采取了儒回并举策略。对那些已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就按儒家思想进行处理；对那些已接受伊斯兰教的国家，则尊重他们的风俗，以回教同他们交往。郑和的这种做法，即尊重了当地的风俗信仰，又把先进的儒家思想带了进去，促进了儒释道与伊斯兰教相互融合，也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把郑和真正作为朋友看待，从而缩短了相互之间的距离，减少了敌意和仇视，在宗主国和藩国间建立了一种民主和平等的文化精神。这是明代中期海洋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之所在。
所以，无论郑和在下西洋途中敬奉马祖也好，还是笃信回教也好，都是从海洋文化的策略性出发来展开的。至于郑和与回教的关系，实际上是“入乡随俗”，目的在于引起这些国家的共鸣，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保证海洋文化持久、稳定的延续下去。
(三)
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出发，明代中期的海洋文化旨中国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一大贡献。郑和时代东方海洋秩序的建立，为人类合理利用海洋和开发海洋提供了一种文明范式。在这种文明模式下，各国相互交流，互通有无，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交往和一体化进程。郑和在谋求扩展海洋文化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系列决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模式之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面。在它的作用下，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发展出了东方海洋文化这一人类文化史的奇葩。
从东方海洋文化自身的角度讲，它的成因和构成都有其独特的内容。郑和及其开拓的明代中期的海洋文化，虽然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这一独特的历史环境中，但是日臻成熟的封建文化涤荡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幼稚性，使之在历经曲折之后，率先登上了人类海洋文化的最高峰，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东方海洋文化。虽时已过五个世纪，仍然折射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智慧邃光。
与东方海洋文化相比，西方海洋文化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它晚于中国的东方海洋文化，发仞于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之际。因而带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印痕。在资本主义的原生动力驱使下，西方向全世界扩张，形成了盛极一时的资本主义海权时代。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对外暴力掠夺。它崇尚实力论，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因此，在价值取向上，西方海洋文化与东方海洋文化明显不同。
事实上，无论是西方海洋文化，还是东方海洋文化，都渗透着人类海洋文明的共同特征，即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在这个问题上，不只有手段和目的的问题，同样存在代价和效果的问题。如果一种手段达到了十分广泛的利用目的，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代价，那么，这种手段即便再进步，也不应当值得肯定。相反，如果一种手段达到了较低的利用目的，但是花费了较小的代价，那么，这种手段即使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也应当值得肯定。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明显高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因而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海洋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明显超过了以封建主义为代表的东方海洋文化。但是，资本主义海洋文化是以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为代价的，它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奴隶贸易，造成了国际间广泛的不平等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落后，东方海洋文化虽然开发和利用的层次较低，但是它却留给世人一幅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画面。
在东方海洋文化中，也曾有攻伐杀戮的历史记录，由于它不符合中国文化尤其是东方海洋文化的内涵，因而能够得到及时的控制和中断。东方海洋文化也得以继续沿着它的预定轨迹，冲风破浪，发展到郑和时代的最高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文化最终走上了下坡路并被西方海洋文化所阻断，但是郑和及其开辟的明代中期海洋文化的鼎盛时代，将永远闪耀着璀灿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