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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一个始终眼花缭乱的社交世界中，令人筋疲力尽。在这个世界中，你根本不知道将会收到谁的信息，或你将因为回复这些信息而承受怎样的压力。你可能被非常公开化的标准所评判（这些指标在透明化地计算你的价值），这令人不适。遵循公共标准给人带来压力，因为任何违反礼节的行为都将永远对你不利。
这是生活在社交网络时代的痛苦，但在19世纪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笔下的世界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痛苦。正因如此，在我们身处的特定时代，她广受欢迎的作品值得重读，以获得智慧，应对数字时代带来的压力。
多年之后，当我最近重读奥斯汀的作品时，我们所处的世界与她笔下世界间的相似之处，突然显现出来。在我15岁第一次阅读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时，万维网尚未发明。在我20多岁阅读她的另一本小说时，距离博客、脸书、推特和YouTube视频网站的出现，也还有许多年。
但最近，我突然对奥斯汀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这使我在六周之内如饥似渴地读她的作品，但这次是收听的有声读物。当我散漫地做着日常工作时，奥斯汀的话语笼罩着我：我瞥了一眼早晨的电子邮件时，爱玛在闲聊，而当我每晚给设备充电时，伊丽莎·贝内特又在我的耳边低语。
我很快摆脱了麻烦，不再分别在我的手机、有声读物应用程序、和我下载的电子书中寻找简·奥斯汀，如此更便于我访问文本的电脑注释（是的，恐怕这次我真的对奥斯汀着迷了）。的确，当我从连接到脸书和推特的同一台设备上阅读奥斯汀笔下的英格兰时，她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看上去越来越相似。
相似之处始于，当时的英格兰贵族和当今的社交媒体用户都需要维持大量的社交互动。除了他们长达一个月的探访之外（有人想要一位“爱彼迎”的客人住这么长时间吗？），奥斯汀笔下的角色还沉溺于每天的相互“拜访”。在《简·奥斯汀的语言行为与基于语言的社会》一文中，作者格兰特（Candace Nolan-Grant）将此描述为：
起初，我羡慕奥斯汀的角色这种每天面对面的社交互动：我常常几周之内甚至连我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见，而是通过脸书或短信保持联系。但很快，我开始好奇：奥斯汀世界中的人们，如何去承受那种持久的社交压力？直到我意识到，我们也面临着同样多的互动需求，只不过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奥斯汀的角色可能需要面对不断的来访者，但至少他们不必处理“脸书”上的好友邀请，和无数的“领英”联系人请求。
社交生活：《傲慢与偏见》（2005）剧照
当然，如果我们收件箱中的电邮过多，通常是因为听取了各种建议去建立我们的职业网络，并吸引了社交媒体上的粉丝。这是社交媒体重现奥斯汀笔下世界动态的另一方面：都非常重视“介绍”的价值，并都将每个新朋友或人脉的价值进行量化。
奥斯汀的人物以“英磅”为标准，进行相互评估：他们不断提及自己各种熟人所拥有的财富，并指出他们的年收入或房产的规模。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那句著名的开场白中指出：“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很快，我们（连同小说中的所有角色）都知道了“有钱”指的是年收入4000至5000英镑。正如休姆（Robert D. Hume）在《简·奥斯汀笔下的钱》一文中指出，这不仅使“他”跻身于英国家庭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也跻身于这百分之一中的前百分之十。
不过，当我身边的朋友和熟人也经常彼此评论时，我对奥斯汀的角色提及他们新邻居的收入，又有什么可惊讶的？不，我身边的人们不以税收档次谈及他们的新朋友——但是，如果这位朋友有10万个Twitter关注者，或在他们最新的Instagram帖子中收获了500个“赞”，那么我肯定会听说的。再考虑到有多少人寻求将社交媒体的关注变现，我们就不能自欺欺人地说，以公共指标（而不是金钱）来评估我们的朋友就更高级。
尽管奥斯汀的角色坦率地讨论彼此的收入，但以我的现代眼光来看，他们对其他问题的隐私保护非常值得注意。在当今的网络上，我目睹了各种可以想象到的信息过度披露，从商业交易到性隐私等——而对于过度披露，我自己也应承担部分责任。相比之下，像贝内特这样的女主角则格外注意“礼节”的界限。在《傲慢与偏见：社会的界限》（Pride and Prejudice: The Limits of Society）一文中，作者薛利指出了奥斯汀的礼节观念：
正因为奥斯汀世界中的人们彼此间的谈话受到束缚，所以他们不断退回到自己房间的独处当中。他们时常与世隔绝，花费数小时沉浸在自我沉思中，思索那些甚至不敢与最信任的朋友谈论的事情。这种做法可能不仅是小说中的描述，更是一种约定俗成：奥斯汀认为摄政时期的淑女应当向往这种做法，尽管在当时的实践中并不算很普遍。正如卡尼（J. A. Kearney）在《简·奥斯汀和理性-感性辩论》一文中所写，奥斯汀的角色追求：
这种与自我独处的方式，构成了奥斯汀世界与我们世界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他们花费如此多的时间静坐与思考，也许仅仅因为无事可做。没有流媒体、文字游戏、推特和下班后还收到的电子邮件，他们的选择就只剩下了：玩牌、做刺绣、进行漫长而鼓舞人心的散步、享受偶尔的舞会。所有有用的忙碌事物都由大量几乎隐形的佣人在处理，而所有无用的忙碌事物尚未被发明出来。
难怪其中的角色会沦为布朗（Marshall Brown）在《爱玛的抑郁》一文中描述的，“抑郁社群”中“独特的、女性化的无聊”之牺牲品，在那儿“情绪低落是流行病”。布朗将那种抑郁视作几乎无可避免，是“可怕的、整夜的西洋双陆棋游戏”，和（引用英国文学批评家托尼·坦纳的话）“一个令人窒息的、幽闭的，惰性甚至垂死的、一潭死水的小社会”之产物。
布朗的描述让我对当今的信息爆棚充满感激，但我很快又注意到，爱玛是如何通过一个安静的反思过程而实现自我转变，或贝内特又如何在半小时的房间独处中重新给自己充电。尽管他们在客厅和宴会厅中忙碌的社交与我们在社交网络和短信中忙碌的社交之间，存在着种种相似处，但他们无趣、刻板的社会总归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而我们的社会却没有。
当然，我们可以关掉手机，但有多少人会有那样的自我约束力？我自己能做到的最多是，在我的手机上潜心沉入奥斯汀笔下的世界，并想象摆脱掉了社交媒体束缚的感觉：在一整天不停的社交互动之中，留给自己半小时安静的独处时间。
本文作者Alexandra Samuel是一名科技作家、学者和演说家，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著有《更加智慧地使用社交媒体》（Work Smarter with Social Media），并为《哈佛商业评论》和《华尔街日报》定期撰稿。
（翻译：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