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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Adam Tooze在《卫报》撰文指出，1999年的西雅图风暴、“9·11”恐怖袭击、2008年金融危机与近年来的国际政治形势变幻，预示了“全球化”已经步入下坡路，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将全球化焦虑推向峰值。《经济学人》在5月14日刊发了一篇题为《新冠肺炎是否杀死了全球化？》的文章，预测人口、贸易和资本的流动都将放缓。
8月6日，单读《把自己作为方法》新书圆桌论坛系列以“如何观察、参与今天的全球化”为题邀请作家、策展人王梆、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晓宇和《单读》主编吴琦展开对谈。王梆分享了她在英国的见闻；晓宇在疫情期间被迫留守武汉，重新以“武汉人”的身份发现崭新的“附近”。
有关“全球化利弊”的讨论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伴随着疫情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得到一定的启示：全球化会受阻但全球化思维不可逆，拥有跨界经验的个人在介入“附近”时，更需要有关怀和真诚对话的态度。
“全球化”的对立面是否存在？
王梆认为反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呈现上升趋势。首先，在英格兰北方与美国“锈带”地区，下岗工人成为劳资矛盾中的受害者，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发展中国家也不一定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虽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帮助，但没有能力偿还大量债务。其次，爱国主义在主流教育中占比极大，容易煽动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民族主义与历史灾难性事件挂钩，曾处于弱势的国家会产生民族耻辱感。与此同时，今天的西方国家则会因为民主格局遭遇变本加厉的民粹主义，这些民族主义者持有更加强烈的反全球化情绪。
今天海量的信息也容易使人迷失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中，这可以用历史上“新教”初生时期来类比。彼时，马丁·路德用小册子传递新信条的行为，与我们今天通过互联网接触新信息类似。但信息的迅速流通带来两极分化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马丁·路德的新教理念，他们互相攻讦，造成欧洲长久的宗教矛盾；现在，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心平气和地对话。“假新闻”的情况也能找到历史先例。18世纪流通的畅销书通常将女性描绘成“女巫”，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令无数女性在猎巫运动中丧生。同样，信息爆炸的今天也有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因此，我们更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尝试为不平等的一方发声，考虑如何改变全球化隐含的权力结构。
全球化的问题从1980年代起就开始讨论，当它彻底改变政治谱系时，就成为了真正的问题。是否真正存在“反全球化”这一概念？各地蜂拥而起的民粹运动，即使辞令上打出“反全球化”的旗号，但他们的组织和安排体现着充分的全球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一书中提出，孙中山曾在全力开展国内民主运动之际，支持菲律宾本地的革命——一位专注中国民族革命的先驱者，也会在世界主义的框架中思考一国革命与世界性的关联。因此，当“全球化”成为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反全球化”？
疫情时期，“全球化”被强力阻断，个人的跨界跨国流动被中止。但依旧有非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受益者”，不受限于全球化的规则，通过非正式的网络来创造流动性。比如晓宇观察到，湖南出现了来自缅甸的偷渡者。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通过虚拟网络进行交谈或生活的方式，是否是一种新的全球化趋势，还是全球化中止后的一种现象？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这种趋势是否是“反全球化”，它都真实而强烈，明确地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即使交通管制已不如年初的那么严格，我们也会下意识地改变行为习惯，选择少出门或不出门。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中也怀疑反全球化，认为是统治者用话语争夺领导权的一种体现。但这种争夺已经影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项飙曾提出的“附近”是对这种形势的一种回应：在日渐封闭的环境中，关怀身边的人，向他们寻找支持、共鸣与求救，是一种崭新的必需品。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项飙 吴琦 著
单向空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7
“附近”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
“Immobility”是新的研究面向。它表现在身体物理状态上的“无法动弹”。当疫情冲击日常生活，全球大量航班停飞，人只能被迫留在原地。思想层面也有同样“被锁住”的状态。人们极度渴望改变现状，却无法及时得到信息，饱受愁闷和恐惧，这比物理上的“静止”更加可怕。
处理“immobility”的一种方式是转向“附近”。王梆以自己生活过的两个地方——广州与英格兰汉顿汉姆村——的经验作为例子。她对富有烟火气息的广州抱有极深的好感，认为自己迅速地融入“附近”，并从中汲取力量。对于英格兰的小村庄，她则坦陈自己的融入并不顺利。为了成为“附近”中的一份子，王梆采用的方法是找寻到实际的“满足感”。她通过观察与写作来逐渐实现归属感。
在《英国乡村纪实：当田园遇上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一文中，王梆指出，英格兰传统的农业结构在圈地运动后就受到极大冲击。大量农民成为城市的新居民，原住地的产业结构随之变革。撒切尔夫人引领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到来后，农业进一步精细化成为“工厂”，巨型超市取代了手工店铺。传统的“农民”面临的竞争对手，是雇佣廉价劳工生产，使用便捷交通运输，提供了大量商品的“自由贸易”。“农民”数量大量减少，甚至消失。新移民涌入田园乡村，冲击了传统的亲缘关系，影响了乡村共同体的形成。
王梆观察到，社区（community）并没有随乡村结构变革而消失。比如作为公共资源中心的图书馆，它仍旧依靠非盈利组织维持运转。大量志愿者们自发凝聚成互助组织，他们秉持相似的价值观，“建构一个共同体社区”。这一“自组织”运转的关键是某种共同的理念，它可以追溯到宗教中的“福音主义”。历史上的人们在“上帝之爱”的驱动下，自愿并无偿地帮助他人。另一些社区更加现代，比如老人活动中心有集体养老、临终关怀等贴合实际的理念，以及专门为特殊人士开放，有经济效益的福利农场。
同样的“社区”在杜赞奇的华北农村研究中也有提及。他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指出，文化能够在一个社会经历巨大变革时保存自身的张力。杜赞奇以近代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提出乡土社会中存在着“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将乡村的权力结构、阶层与自组织等囊括在内。它们通过与国家等上层机关的有机互动，令断裂的社会维持自身。
晓宇生于武汉，但他在童年时期并没有与武汉建立起“附近”的亲密联系。疫情期间，他居留武汉，在豆瓣上书写《疫区日记》。武汉解封后，晓宇重新在文化上了解到“附近”在发生什么，在关注什么。晓宇称自己“以武汉人的身份重新发现武汉”。他认为，发现“附近”的在地性与拥有全球性经验并不矛盾，当站在“世界性经验”的视角回到“附近”时，“附近”会拥有全新的全球性思维与联系。重塑“附近”概念并不容易，因为记忆中的“附近”独属于某一时空，比起集体记忆，它更像个人的感受。这也佐证了项飙将“附近”诠释为“跨国的自洽的小世界”，“附近”其实是极富个人色彩的概念。
对“附近”的反思
在旧地上发现或创造“附近”的新语境，是一种可行方式，但需要警惕。当拥有全球性经验与逻辑的人，带着国际化意识重新回到自己曾生活的地方，为“附近”感到震惊时，实际上是忽略了背后的本质：科技、信息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造成这些不对称现象的结构性原因也没有得到反思。
书本与世界之间依旧存在着鸿沟。无论是重新发现“附近”，还是借由“附近”重新发现全球化，用知识平复自己只是一种权益之计。但是，把自己局限在狭窄的空间中不是一种好方式，“跨国的自洽的小世界”和全球性的经验并不是原罪。晓宇认为，回归纯粹的当地不是成功的方案，需要在经历“在地”体验后重新出发，在全球化背景中去行动。吴琦也认为，所有的判断、观点与知识的前提，是拥有材料本身。对于我们来说，从“附近”介入社会与全球化的方法更像是一种途径。就像《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宣传词一样，“你的生活就是田野现场”，需要从经验出发，再回到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全球化的背景和差异性的个人体验，“附近”不一定指向空间地理上的相对位置，它也可以指向价值、理念与思想，拥有更多解读方式。在思想精神层面的解读之外，落实行动更为重要，后者才是一种自身反思的存在。
在地写作是一种应对方法。通过不断观察，准确描述一个空间发生的具体细节，并将它们传递出去。当内容得到回应时，就与外界的人群发生了互动联系。比如18世纪的英国诗人John Clare是一位雇农的儿子，他出身卑微，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却写了3000多首诗歌来描绘当地的乡村生活，为英国乡村史留下了宝贵遗产。
不过，晓宇也指出，文化工作者无法代表他者发声。他们更多的是作为“扩声器”，成为他者发声的中介。项飙长期关注“中介”这一中心，无论是流动劳工、国际移民亦或是留学生，中介都作为关键因素形塑了人口的跨国流动。在澎湃新闻对项飙的专访中，项飙提到，中介作为人员流动链条中的“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稳定秩序。当代许多问题面临“去中介化”的问题，这在传递信息同时显示了可靠的真诚性，但同样，缺少中介会使得效率低下、流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