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思潮迭起的当下,我们要如何观察参与今天的全球化?

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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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Adam Tooze在《卫报》撰文指出,1999年的西雅图风暴、“9·11”恐怖袭击、2008年金融危机与近年来的国际政治形势变幻,预示了“全球化”已经步入下坡路,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将全球化焦虑推向峰值。《经济学人》在5月14日刊发了一篇题为《新冠肺炎是否杀死了全球化?》的文章,预测人口、贸易和资本的流动都将放缓。

8月6日,单读《把自己作为方法》新书圆桌论坛系列以“如何观察、参与今天的全球化”为题邀请作家、策展人王梆、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晓宇和《单读》主编吴琦展开对谈。王梆分享了她在英国的见闻;晓宇在疫情期间被迫留守武汉,重新以“武汉人”的身份发现崭新的“附近”。

有关“全球化利弊”的讨论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伴随着疫情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得到一定的启示:全球化会受阻但全球化思维不可逆,拥有跨界经验的个人在介入“附近”时,更需要有关怀和真诚对话的态度。

“全球化”的对立面是否存在?

王梆认为反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呈现上升趋势。首先,在英格兰北方与美国“锈带”地区,下岗工人成为劳资矛盾中的受害者,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发展中国家也不一定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虽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帮助,但没有能力偿还大量债务。其次,爱国主义在主流教育中占比极大,容易煽动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民族主义与历史灾难性事件挂钩,曾处于弱势的国家会产生民族耻辱感。与此同时,今天的西方国家则会因为民主格局遭遇变本加厉的民粹主义,这些民族主义者持有更加强烈的反全球化情绪。

今天海量的信息也容易使人迷失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中,这可以用历史上“新教”初生时期来类比。彼时,马丁·路德用小册子传递新信条的行为,与我们今天通过互联网接触新信息类似。但信息的迅速流通带来两极分化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马丁·路德的新教理念,他们互相攻讦,造成欧洲长久的宗教矛盾;现在,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心平气和地对话。“假新闻”的情况也能找到历史先例。18世纪流通的畅销书通常将女性描绘成“女巫”,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令无数女性在猎巫运动中丧生。同样,信息爆炸的今天也有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因此,我们更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尝试为不平等的一方发声,考虑如何改变全球化隐含的权力结构。

全球化的问题从1980年代起就开始讨论,当它彻底改变政治谱系时,就成为了真正的问题。是否真正存在“反全球化”这一概念?各地蜂拥而起的民粹运动,即使辞令上打出“反全球化”的旗号,但他们的组织和安排体现着充分的全球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一书中提出,孙中山曾在全力开展国内民主运动之际,支持菲律宾本地的革命——一位专注中国民族革命的先驱者,也会在世界主义的框架中思考一国革命与世界性的关联。因此,当“全球化”成为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反全球化”?

疫情时期,“全球化”被强力阻断,个人的跨界跨国流动被中止。但依旧有非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受益者”,不受限于全球化的规则,通过非正式的网络来创造流动性。比如晓宇观察到,湖南出现了来自缅甸的偷渡者。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通过虚拟网络进行交谈或生活的方式,是否是一种新的全球化趋势,还是全球化中止后的一种现象?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这种趋势是否是“反全球化”,它都真实而强烈,明确地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即使交通管制已不如年初的那么严格,我们也会下意识地改变行为习惯,选择少出门或不出门。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中也怀疑反全球化,认为是统治者用话语争夺领导权的一种体现。但这种争夺已经影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项飙曾提出的“附近”是对这种形势的一种回应:在日渐封闭的环境中,关怀身边的人,向他们寻找支持、共鸣与求救,是一种崭新的必需品。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项飙 吴琦 著

单向空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7

“附近”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

“Immobility”是新的研究面向。它表现在身体物理状态上的“无法动弹”。当疫情冲击日常生活,全球大量航班停飞,人只能被迫留在原地。思想层面也有同样“被锁住”的状态。人们极度渴望改变现状,却无法及时得到信息,饱受愁闷和恐惧,这比物理上的“静止”更加可怕。

处理“immobility”的一种方式是转向“附近”。王梆以自己生活过的两个地方——广州与英格兰汉顿汉姆村——的经验作为例子。她对富有烟火气息的广州抱有极深的好感,认为自己迅速地融入“附近”,并从中汲取力量。对于英格兰的小村庄,她则坦陈自己的融入并不顺利。为了成为“附近”中的一份子,王梆采用的方法是找寻到实际的“满足感”。她通过观察与写作来逐渐实现归属感。

在《英国乡村纪实:当田园遇上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一文中,王梆指出,英格兰传统的农业结构在圈地运动后就受到极大冲击。大量农民成为城市的新居民,原住地的产业结构随之变革。撒切尔夫人引领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到来后,农业进一步精细化成为“工厂”,巨型超市取代了手工店铺。传统的“农民”面临的竞争对手,是雇佣廉价劳工生产,使用便捷交通运输,提供了大量商品的“自由贸易”。“农民”数量大量减少,甚至消失。新移民涌入田园乡村,冲击了传统的亲缘关系,影响了乡村共同体的形成。

王梆观察到,社区(community)并没有随乡村结构变革而消失。比如作为公共资源中心的图书馆,它仍旧依靠非盈利组织维持运转。大量志愿者们自发凝聚成互助组织,他们秉持相似的价值观,“建构一个共同体社区”。这一“自组织”运转的关键是某种共同的理念,它可以追溯到宗教中的“福音主义”。历史上的人们在“上帝之爱”的驱动下,自愿并无偿地帮助他人。另一些社区更加现代,比如老人活动中心有集体养老、临终关怀等贴合实际的理念,以及专门为特殊人士开放,有经济效益的福利农场。

同样的“社区”在杜赞奇的华北农村研究中也有提及。他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指出,文化能够在一个社会经历巨大变革时保存自身的张力。杜赞奇以近代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提出乡土社会中存在着“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将乡村的权力结构、阶层与自组织等囊括在内。它们通过与国家等上层机关的有机互动,令断裂的社会维持自身。

晓宇生于武汉,但他在童年时期并没有与武汉建立起“附近”的亲密联系。疫情期间,他居留武汉,在豆瓣上书写《疫区日记》。武汉解封后,晓宇重新在文化上了解到“附近”在发生什么,在关注什么。晓宇称自己“以武汉人的身份重新发现武汉”。他认为,发现“附近”的在地性与拥有全球性经验并不矛盾,当站在“世界性经验”的视角回到“附近”时,“附近”会拥有全新的全球性思维与联系。重塑“附近”概念并不容易,因为记忆中的“附近”独属于某一时空,比起集体记忆,它更像个人的感受。这也佐证了项飙将“附近”诠释为“跨国的自洽的小世界”,“附近”其实是极富个人色彩的概念。

对“附近”的反思

在旧地上发现或创造“附近”的新语境,是一种可行方式,但需要警惕。当拥有全球性经验与逻辑的人,带着国际化意识重新回到自己曾生活的地方,为“附近”感到震惊时,实际上是忽略了背后的本质:科技、信息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造成这些不对称现象的结构性原因也没有得到反思。

书本与世界之间依旧存在着鸿沟。无论是重新发现“附近”,还是借由“附近”重新发现全球化,用知识平复自己只是一种权益之计。但是,把自己局限在狭窄的空间中不是一种好方式,“跨国的自洽的小世界”和全球性的经验并不是原罪。晓宇认为,回归纯粹的当地不是成功的方案,需要在经历“在地”体验后重新出发,在全球化背景中去行动。吴琦也认为,所有的判断、观点与知识的前提,是拥有材料本身。对于我们来说,从“附近”介入社会与全球化的方法更像是一种途径。就像《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宣传词一样,“你的生活就是田野现场”,需要从经验出发,再回到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全球化的背景和差异性的个人体验,“附近”不一定指向空间地理上的相对位置,它也可以指向价值、理念与思想,拥有更多解读方式。在思想精神层面的解读之外,落实行动更为重要,后者才是一种自身反思的存在。

在地写作是一种应对方法。通过不断观察,准确描述一个空间发生的具体细节,并将它们传递出去。当内容得到回应时,就与外界的人群发生了互动联系。比如18世纪的英国诗人John Clare是一位雇农的儿子,他出身卑微,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却写了3000多首诗歌来描绘当地的乡村生活,为英国乡村史留下了宝贵遗产。

不过,晓宇也指出,文化工作者无法代表他者发声。他们更多的是作为“扩声器”,成为他者发声的中介。项飙长期关注“中介”这一中心,无论是流动劳工、国际移民亦或是留学生,中介都作为关键因素形塑了人口的跨国流动。在澎湃新闻对项飙的专访中,项飙提到,中介作为人员流动链条中的“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稳定秩序。当代许多问题面临“去中介化”的问题,这在传递信息同时显示了可靠的真诚性,但同样,缺少中介会使得效率低下、流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