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洗选煤企业已经生存在“淘汰落后产能”的风声鹤唳之中,一条新规从天而降,让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2019年12月,山西能源局联合九个相关管理部门出台了《山西省淘汰煤炭洗选企业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其中第十三条要求签订的年度购煤合同中省内煤矿原煤量不低于洗煤能力的60%。在购煤合同原煤来源未注明省内煤矿名称的不计入省内煤源原煤量。
为了保住自己的产能不被淘汰,洗煤企业大量争抢省内煤矿签订购煤合同指标,造成购煤合同价格飙涨,已经从最初的0.5元/吨炒到了10元/吨,价格还在热炒中。
“可以说一份合同决定生死存亡。”一位来自晋中的洗煤企业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如何从省内煤矿拿到购煤合同,决定着他的企业能够保留多少产能,然而多数情况是,即使有洗煤企业愿意出高价拿煤,也根本找不到卖家。
洗煤是煤炭深加工不可缺少的工序。从矿井中直接开采出来的煤炭叫原煤,因杂质过多无法直接使用,需要洗煤厂对原煤进行分选,除去原煤中的矿物杂质,把它按照下游用途选配成不同规格的产品,供焦化厂、燃煤电厂、煤化工厂等使用。
山西省能源局下如此“狠手”的背景是,山西省政府办公厅2019年8月印发了《关于推进全省煤炭洗选行业产业升级实现规范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到2020年山西正常生产运行的洗选煤企业控制在1200家左右,洗选能力控制在18亿吨/年以内。
据多位洗煤行业人士介绍,《暂行规定》波及面很广,不仅大量拿不到购煤合同的洗煤企业被迫关闭,还会造成大量地方信贷坏账。业内质疑最大的是:新规之下,产能淘汰并未遵循市场机制,即谁污染小、市场竞争力强谁保留,而是谁有煤源谁留下。
“这样一来,除了留给煤矿漫天要价的空间,也会造成权力寻租、滋生腐败,最终存活下来的洗煤产能不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煤矿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关系户’。”一位煤炭咨询公司分析师告诉《财经》记者。
但山西省能源局并不认可上述指责,副局长王茂盛对《财经》记者说,淘汰落后产能有16条规范,包括环保、水源、产能利用等,并非只有省内购煤合同这一条。
抢煤源乱象丛生
为了生存下去,洗煤企业争先恐后地争夺有限煤源。“太稀有了,我们想出高价,但都不知道找谁买,指标根本轮不到我们。”一位来自朔州的洗煤企业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据多位洗煤行业人士介绍,目前能够顺利拿到购煤合同的,除了一部分国企和煤矿配套的洗煤厂外,还有相当比例的煤矿“关系户”,以及经当地政府“打招呼”获得购煤合同的洗煤厂。
一位来自吕梁的洗煤企业负责人很幸运,他告诉《财经》,新规出台后,他第一时间花50万元抢到一份购煤合同,保住了自己的一部分产能。“我们与矿上有‘关系’,以前买合同基本是不花钱的,但现在也要花50万。”
实际上,洗煤厂拿到的购煤合同大部分是虚假的不执行合同。前述朔州洗煤厂负责人透露,这个购煤合同只用于在能源局换取产能指标。开具合同的煤矿压根产不出那么多煤,煤矿只是卖合同赚钱。多位洗煤行业人士和一位县级政府知情人士都向《财经》记者证实了上述情况。
洗煤企业同样不具备履约能力。据前述县级政府人士介绍,洗煤厂根据下游需求往往选择多种原煤配比,极少存在洗单一原煤的情况。但洗煤厂为了换产能指标,与某一家煤矿签几万吨的购煤合同,但洗煤厂根本无法消纳这些煤。
这样一份份双方都没有履行能力假合同,从县一级层层向上报至省能源局,变成了判定洗煤产能去留的依据。
据业内反映,山西省办公厅的《意见》要求洗煤厂必须达到“厂厂有煤源”且不低于洗煤能力的60%,但并未要求煤源必须为省内煤矿。山西省能源局依据《意见》制定的《暂行规定》,却明确写入“签订的年度购煤合同中,省内煤矿原煤量不低于洗煤能力的60%。”
外省煤和进口煤占据山西的洗煤煤源的很大比重。按照《暂行规定》要求, 2020年末保留下来的18亿吨洗煤产能,按不低于60%的省内煤源配置折算,即为10.8亿吨省内原煤需求量,高于省内原煤产量近1亿吨。如果除去煤矿配套的洗煤厂,留给洗煤企业的煤源缺口更大。
“所以到头来还是在拼关系,谁拿到合同谁上,谁拿不到谁淘汰。”前述县级政府人士说。《暂行规定》有悖于《意见》基本原则第三条:“坚持市场淘汰,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促进工艺先进,管理水平高的洗选煤企业能够获得稳定煤源。”
另一位煤炭咨询公司分析师向《财经》记者介绍,为了达到产业升级的标准,近年不少选煤企业大量投资环保和安全设施,产能竞争力得到提升。但新规可能会让很多产能劣质但能拿到购煤合同的洗煤企业存活下来,一些环保达标、竞争力强、盈利状况好的企业反被淘汰。
山西能源局的初衷
“山西的洗煤产能和原煤产量不匹配,产能严重过剩。”山西省能源局副局长王茂盛告诉《财经》记者,2019年通过各地市汇总上报的信息来看,洗煤企业共2704家,洗选能力为38.39亿吨/年。
2019年底,山西全省煤矿公告的总产能为14亿吨/年,总产量为9.7亿吨,山西省38亿吨/年的洗选能力相当于煤炭产量的3.9倍。“2019年全国煤炭总产量为38.5亿吨,山西的洗煤企业能把全国的煤都洗了。”王茂盛说。
近些年,在一轮又一轮“淘汰落后产能”的管控之下,山西省煤炭产能被严格控制,洗煤厂转而调入越来越多外省原煤,2019年由外省运入山西的原煤大约6000万吨左右。山西能源局2018年9月初步摸底时,得到的全省洗煤企业为2190座,洗选能力为30.79亿吨/年,2019年,又多出500多家洗煤企业。
“调入外省原煤从经济上讲并不划算,不仅增加运费成本,支撑本就过剩的洗煤产能,还把大量污染留在省内。”王茂盛介绍,洗煤产生的大量煤矸石和煤泥水严重污染环境,很多洗煤厂在依法合规方面比较差,手续不齐全、批小建大、违规取水排污。因此,2018年10月山西省能源局组建后,立即着手推进全省洗煤行业规范发展。
根据《意见》要求,到2020年,山西正常生产运行的洗选煤企业将控制在1200家左右,洗选能力控制在18亿吨/年以内。今后山西原则上不再新建社会独立洗选煤企业,逐步淘汰落后过剩洗选产能,各地有关部门要立即停止以任何名义对社会独立洗选煤企业项目的审批、备案。
王茂盛表示,《意见》要求各地市制定产能淘汰实施方案,明确保留哪些产能、关闭退出哪些产能,但地市层面的推行非常慢,为加快工作进度,能源局联合省发改委等9个部门出台了《暂行规定》,对产能淘汰的要求进行了细化和强化,其中包括和煤源挂钩来控制产能的手段,实现18亿的压减目标。
对于实际执行层面出现的购煤合同难寻和“一刀切”的情况,王茂盛解释称,目前大部分选煤企业与煤矿都存在合作关系或再加工协议,只有个别选煤企业无法解决煤源问题。山西省能源局联合9个部门出台《暂行规定》提出了淘汰产能的16条规范,包括环保、水源、产能利用等,并非只有省内购煤合同这一条。
王茂盛告诉《财经》记者,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源局会出台一份补充规定,在申报产能过程中建立两级核查和公示机制,从原来的省能源局一次核查公示变为地市级和省级两级核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此外,补充规定明确了煤矿核增产能的事项,一些优质产能和缓建矿井竣工所释放的产能增量部分,可以与选煤企业签购煤合同。
产能淘汰能通过市场完成吗
21世纪头十年是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和煤矿一样,洗煤厂也迅速举贷扩张。2014年后,随着采煤产能不断削减,煤矿自建的配套洗煤厂增加,大量社会独立洗煤厂产能被搁置,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状态,融资环境不断恶化。
“山西的洗煤厂负债率很高,能够自主运营没有负债的洗煤厂仅10%。”一位向洗煤厂放贷的借贷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在近两年严格的环保规范要求下,大量洗煤企业贷款投资环保改造,修建煤矸石棚。
前述朔州洗煤厂负责人认为,新规可能使山西连5%的洗煤厂都留不下,这将给银行、信用社和信贷公司造成大量坏账,很多洗煤产能集中的地区,就业和税收将受到影响。前述县级政府人员估计,新规将取缔当地一半以上的洗煤企业。
在山西,洗煤企业主要集中于介休、灵石、吕梁等焦化产能相对集中的地方。其中介休是全国最大的钢厂配煤中心,拥有大量焦化产能,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量焦化产能被取缔,一部分焦化企业就转变为洗煤企业。目前,介休工商注册洗煤企业180户,正常运行153户,2017年介休洗煤企业上缴税收2.6亿元。
为了保住本辖区内的洗煤企业,山西很多县市出台规定,不允许本辖区的煤矿与与外地洗煤厂签署购煤合同。
借贷公司负责人建议,洗煤产能淘汰采用产能置换的方式,让保留下来的洗煤产能为被取缔的合法洗煤产能出一些资,以减少后者损失。王茂盛表示,目前还没有类似补偿措施,但能源局也在向上级呼吁考虑此类情况。
“产能淘汰还是交给市场机制。”前述煤炭咨询公司分析师呼吁,他认为,目前山西社会独立洗煤厂已在市场竞争下优胜劣汰,多给一些时间,洗煤产能自然会压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