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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智库研究员：匡亚林（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昨日发布的《北京社会心态蓝皮书》称58.6%的北京居民理想子女数为两个孩子，但仅有10.8%的北京居民实际生育两个孩子，且北京居民生育意愿逐年降低：2001年，70.4%的北京居民希望生育两个孩子；2011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的北京居民比例下降到69.5%；到2016年，这一比例降至58.6%。
近些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青年人口比重增速跟不上老年化速度，这更加深了老龄化的严重程度。目前，我国未来人口走向如何备受关注。有人持乐观态度，认为在政策出台的反应初期不能以此作为依据而给二胎政策的走势下一个判断；也不少专家认为中国的生育高峰正在到来。如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指出，在人口学队列上，出生人口量的增加会对人口老龄化有一个延缓，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两孩，最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过去“少生就是一切，越少越好”的观念。 实际上近两年的人口生育率下降反映出持续性特征， 长此以往，势必会对整个社会人口结构带来负面影响， 且会给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不小的冲击。
二孩政策实际上经历了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开放二孩的政策调整期， 我国二孩政策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会经历一个较为艰难的“调试期”， 因为二孩政策承担了调节人口的生育率、生育水平、以及调整我国人口的总体结构、特别是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重任。
从《蓝皮书》中不难看出两个趋势：一方面理想子女数为两个孩子的比例虽然逐年下滑，呈现出下降的总趋势，但整体理想生育意愿仍较高，在比例上起码是过半的；另一方面，实际生育二孩的北京居民仅占10.8%， 实际二孩孕育率走低，理想生育率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 这种实际走低的趋势致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孕育成本。孕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 启动成本高是造成二孩政策北京遇冷的主要因素 ，这种启动成本包含着一些列的 时间成本、机会成本、教育投入成本、精力投入 ，这种成本是叠加和累加的。对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说，相较于其他二、三线城市，叠加效应更显著，再经过对家庭实际情况分析后作出选择，这样的生育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是孕育压力。对于已经有了一胎的家庭，孕育经验会比尚未孕育胎儿的家庭更多，但孕育压力会随着二孩的出生而增加，比如经济压力、职业压力、照料压力甚至是教育压力、医疗压力等。如 在北京有房贷家庭的较为普遍，其既有偿还贷款的压力，又有养老负担的问题，上有老、下有小是二胎家庭的常态，再加之北京生活、工作节奏稍快，职业发展压力也较为二线城市偏高 。种种孕育压力也是造成二孩孕育率不高的原因。
三是孕育条件。孕育条件是最能折射出家庭综合条件的指标，如北京人均家庭住房面积、人均家庭收入等因素都会对拥有理想二孩生育意愿的家庭望而却步。
从全球经验来看，一些生育率低迷的北欧国家，如瑞典、芬兰不仅仅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在鼓励生育上更是下足了功夫，为鼓励国民生育，政府推出了很多政策福利举措，只要国民愿意生育，就可以享受更多的学费和生活费减免福利政策，以及更多的带薪产假（孕妇津贴、医疗补助等）和额外补贴。因为 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后，会带来后期一阶段的“用工荒”、养老金压力增加、经济压力大、低欲望社会等一系列问题 ，为此我国应该高度重视本次北京居民生育意愿逐步降低的蓝皮书报告结论，以此作为全面推进二孩政策发展的窗口期，参考借鉴推广二孩政策的成功经验，提高福利政策的匹配度，并在新时期进一步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为全面开放二胎做更多的福利政策铺垫和努力，以期增强人民幸福感。
（来源：亚太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