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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夏天，我有幸到斯里兰卡中央银行调研实习，观察到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当地生产生活带来的重大影响，也了解到一些不足。
过去的2017年，伴随着26万中国游客达到斯里兰卡，这个被称为“印度洋上一滴眼泪”的岛国成为大家所熟知的旅游胜地。除此之外，斯里兰卡也是国际援助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传统的对外援助输出国，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都在斯里兰卡有大量的援助项目。而中国作为国际援助中的后来者，通过近年来对斯里兰卡的大量援助和投资，在斯里兰卡的影响力也日益显著。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累计投资基础设施超过155亿美元。总体而言，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和援助集中于基建项目，而传统的对外援助输出国(比如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更倾向于向斯里兰卡提供医疗、教育援助，以及政府政策上的指导 。
初到斯里兰卡的政府内部工作，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拥有 2100万人口的印度洋岛国竟然有超过五十个政府部门。尽管数量众多，但在斯里兰卡经济生活中担当重要职责的依然是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以及发展战略与国际贸易部(Ministry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等传统部门 。除了行使管理货币发行、外汇储备以及调控利率、汇率等传统意义上的央行职责，斯里兰卡中央银行还担当着政府经济事务的首席顾问这一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角色。
央行总部大楼所在的中心地理位置，彰显着其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斯里兰卡央行大楼位于首都科伦坡的市中心，紧邻总统府。央行的重要地位令其不幸地成为了斯里兰卡内战中的袭击目标。1996年，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对斯里兰卡央行实施了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了央行大楼坍塌和大量人员伤亡。
而我的调研实习就安排在重建后央行总部大楼里。统计部(Statistics Department)和经济研究室(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是央行中的两个核心部门。统计部负责收集、分析和发布斯里兰卡的宏观经济数据，几乎所有的央行职能都要依靠统计部的数据来支持。而经济研究室则为斯里兰卡政府提供经济政策的建议，为其货币政策的管理提供支持，并且负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协调。
从央行十一层的办公室窗口往外，就能看到中国投资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Colombo Port City)。三艘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挖沙船正进行着填海作业，昼夜不停。机器轰鸣声中，工地围栏外一幅幅精美的宣传画展示着科伦坡港口城的蓝图。在不久的未来，这里将比肩新加坡这一亚洲最成功的港口城市。
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是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的缩影。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斯里兰卡和中国的关系愈加密切。中国的援助和投资项目囊括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大楼，甚至板球场，足见中国对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以及与之相伴的对中国援助和投资的潜在担忧。
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援助和投资面临着经济上的考验。中国对科伦坡港口城这一个项目的投资就足以影响斯里兰卡的外汇收支平衡。就我个人在斯里兰卡央行的经验，央行同事们在报告国际贸易逆差时，要特别注明是否包括中国挖沙船的进出口，因为一条中国挖沙船就足以对斯里兰卡的国际收支账目造成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对斯里兰卡的经济影响力也引来了对中国投资的关注和担忧。经济学家们担心中国的贷款似乎缺乏对受援国财政体系的必要保护，给受援国带来难以偿还的巨大财政赤字。
在经济考量之外，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援助和投资不得不面临现实中的挑战。依然以科伦坡港口城的建设为例，从2015年3月到2016年3月，斯里兰卡在政府换届之后，以“重审环境评估”等理由暂停了中方在科伦坡港口城的建设工程。央行大楼紧邻科伦坡港口城的工地。上下班的途中，我便不时能听到抗议的声音。渔民们反对港口城，认为填海作业破坏了传统渔场和生态环境。而更多的担忧来源于原本协议中关于港口城土地永久转让的条款。 在原本的协议中，20公顷的港口城土地将永久归中国管理和使用。复工之后，先前协议中为中方永久使用土地的条款在新协议中改为99年的租赁期。
科伦坡港口城仅仅是中国对斯里兰卡众多援助和投资项目中的一个代表。在距离首都科伦坡 200公里之外的南部地区，坐落着斯里兰卡的第二大港口 。汉班托塔深水港(Hambantota Port)尽管远离首都科伦坡的喧嚣，但其稀少的人烟并不能反映这座深水港口在斯里兰卡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汉班托塔深水港和中国息息相关。2017年12月，斯里兰卡以 11.2亿美金将汉班托塔深水港70%的股份转让给中国招商局集团。反对人士坚持认为向中国出售这座深水港口是变相地出售斯里兰卡的主权。反对人士中，最知名便是斯里兰卡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然而现任政府坚持认为将港口出售给中国是斯里兰卡政府财政止损的必要手段，而前任总统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才是造成现任政府财政困难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布拉玛•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更是批评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似乎有“债权帝国主义”的嫌疑。
就此问题，我特意和斯里兰卡央行行长英德拉吉特•库马拉斯瓦米(Indrajit Coomaraswamy)博士有过交流。这位颇具学者风范的央行行长，在交谈中展现出另一幅中斯合作的愿景。库马拉斯瓦米博士更加看重斯里兰卡和中国在经济上的互补作用：斯里兰卡坐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中点，可以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重要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大量的投资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助于斯里兰卡构建基础工业体系、增加就业岗位和发展国民经济。库马拉斯瓦米博士特别向我指出，围绕汉班托塔深水港兴建的斯里兰卡-中国物流与工业园区将有潜力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由此纾解南部的贫困现状。
在斯里兰卡央行的调研实习的两个月，让我深入观察到中国在对外援助和投资中的优势和不足，也体验到国际发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事业的不易。传统的对外援助输出国主要由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构成。作为新兴的对外援助输出国，中国对现有的国际发展和援助体系有巨大的潜在补充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减贫经验是一项独特的优势。与此同时， 传统的对外援助输出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70年里积累了大量的教训和经验，可以让中国在对外援助中少走弯路 。中国和传统的对外援助输出国之间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和提高之处。这样的合作可以创造双赢局面：对中国而言，传统对外援助输出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帮助中国在对外援助的摸索中最优分配其资源，提高资金在海外的使用效率。这不仅符合经济规律和减少浪费，也能在受援国真正受益的同时增加中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影响和领导能力。而传统的对外援助输出国不仅能在引导中国对外援助成长的过程中与之合作，起到协同效应，更能够借鉴中国的独特优势——既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新兴的对外援助输出国 ，从而对现有的国际发展和援助体系进行完善和改革，使之更有效率，为在2030年前在消除极端贫困这一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尽力。
（注：作者目前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项目，曾在世界银行和斯里兰卡中央银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