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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发，中国迅速展开了面向全球的对外援助。
在最需要一个世界大国为各国及时供应抗疫物资的关键时刻，正好是中国这个制造业第一大国率先度过了疫情“拐点”，可以分出余力支援世界，这不能不说是全人类的一个幸运。中国目前的口罩生产能力是疫情暴发之前的12倍，达到了日产1亿1千6百万只的水平。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报告，在主要的5类“个人防护用品”PPE中，2018年时中国已占了全球供应量的43%，仅“口鼻防护用品”一项，欧盟和美国的70%以上都来自中国。
该研究所3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中国因为国内的紧急需要而中止出口，世界各国都将断供。但幸运的是，中国PEE的出口在2020年前2个月中只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15%，甚至小于其他产品的平均下降幅度17%。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数据会让各国的政策制定者稍微安心，中国的确不会采取出口限制措施以停止供应对于整个世界至关重要的医疗设备物资。[1]
中国当然不会在这个全球告急的时期不顾各国的急需单方面切断供应，恰恰相反，中国还在尽其所能地实施对外援助。实施者不仅是中国政府，还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家。
最为突出的是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面向全球的抗疫物资大规模捐赠活动。据基金会的公告，到目前为止两个基金会先后向国内抗疫一线医院以及海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捐赠了近一亿件、几十种门类的物资，至今没有收到任何接受单位关于质量或者其它问题的投诉，也没有被任何国家和机构拒绝过捐赠。
全球疫情重灾区之一的美国纽约州刚刚收到了来自中国的抗疫物资，州长科莫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政府、马云、蔡崇信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表示了感谢。在此之前他也感谢了中国华为公司的捐赠。
中国民营企业家高调开展全球慈善公益活动，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中国的民间富豪具有特殊性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民间富豪不是同一类型，与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的“人民富豪”
马云基金会表示，在疫情困难时期安排上百个国家的航空运输和分配，确保捐赠物资的质量管理，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非常的认真、努力和协同。做到这些，光有善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追求结果、效率和执行力。“做公益代表的是人类的善意、善良和互助精神，做公益最大的回报是完善我们自己。”
此话境界不低，尤其是考虑到此处的“我们自己”所代表的那个特殊群体。正如上周发表的《马云全球慈善抗疫，为何内外舆论颇有不领情？》的文章中所说：
在中国既没有美国那种“钱可以买到的最好社会”，更没有“钱可以买到的最好政府”，因此中国的富豪群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如果给他们一个政治上的归属，本质上应该是“人民富豪”、“社会主义富豪”，正如马云的个人身份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富豪。
很多人会觉得难以理解，无论在正统理论中，还是在现实经验中，将“人民”与“富豪”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合在一个人身上，并不容易。
理论上，人民与无产阶级、普罗大众的概念相一致，与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相对立。经验中，人民是多数人，都很普通，富豪是少数人，都很有钱，也是对立。然而，“人民富豪”这个奇特的事物却真真切切地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出现了。
以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为例，其中大陆富豪从几十亿元到上千亿元的个人或家族财富，都是在最近的40几年当中积累起来的，没有人是世袭的贵族并从古老家族谱系中继承了财富，除了少数的“富二代”，多数人都是在自己这一代白手起家成了富豪。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统统出身于人民这个群体，尽管各自家庭和成长环境也差别很大，但仅仅凭他们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这一条，就脱离不了人民这一属性，就注定不可能归入贵族、资本家、权力精英等人群。
但是这些名副其实的人民，却也真真切切地积累了富可敌国的巨量财富，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豪。根据福布斯富豪排行榜，进入到10亿美元俱乐部的中国人已经从2010年的64人增加到了2019年的324人，其中的马化腾、马云和许家印3人分别排在第20、21和22位，与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超级富豪们并列。
而在慈善活动中，他们的捐赠规模也与资产阶级富豪慈善家们不相上下。疫情当前，他们都非常积极地捐款捐物，媒体已有很多报道，不在此赘述。
这看起来的确有些奇怪。如果他们是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其财富规模足以让他们成为位于社会顶层并领导整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会制定法律、控制政府、操纵舆论、塑造民众，他们会让各项社会制度都服务于资本的需要，体现资本的意志。即使是慈善活动，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说，其实也是统治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质上是金钱对社会的介入，与金钱对政治的介入即政治捐款活动具有类似的性质。
但是在中国，富豪们自始至终属于人民的一部分，虽然拥有一部分私权力但不能凌驾于公权力之上，虽然控制相当大的资本但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所以并不单独构成一个具有领导力的资产阶级。
这就是所谓“人民富豪”，经济上的确是富豪，政治上又的确是人民——以人民的身份构成人民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并以人民的身份参与政治协商和决策。
那么，他们的慈善公益活动当然就是“人民富豪”的慈善公益活动，必然具有从根本上区别于资产阶级慈善公益活动的新的性质。
马云等人为此次抗疫中全球性的慈善公益活动，也就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他所说的“做公益代表的是人类的善意、善良和互助精神，做公益最大的回报是完善我们自己”，也就必须配得上“人民富豪”的慈善公益这一特殊类型。
中国人民的特殊性
人民当中能够产生出“人民富豪”，“人民富豪”能够与各国资产阶级富豪并驾齐驱，能够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慈善公益活动，通过抗击疫情为世界人民谋福祉。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曾经达到过这个高度，这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本身的特殊性。
中国人民的特殊性首先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特殊的国家。回顾历史，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筹备建国的过程中即特别突出了“人民”这一政治属性。这一年的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
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当时参加建国筹备工作的同盟会元老张奚若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
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2]
据董必武后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所作的说明：
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3]
国体定为“人民共和国”，那么国家的方方面面当然就是人民的——政府成立之初叫中央人民政府，军队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货币叫人民币，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法院叫人民法院，警察叫人民警察，教师叫人民教师，艺术家叫人民艺术家，报纸叫《人民日报》，电台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如文扬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人民共和国》一书中所论证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政治上与形形色色贵族专政国家、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和新式帝国相对立。
这是刚刚建国时的情况。但是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其人民国家特性并未特别凸显出来。这是由于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新中国被归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中，表面上成为了类似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之一。但是很快，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历史运动之间的断裂就迅速扩大了。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同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真正的人民解放运动的结果，与已经蜕变为一个新帝国的苏东集团之间，根本上是难以相容的。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与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反映的正是一个彻底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立场。而激烈斗争的结果是，中国通过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不断清除国内的各种非人民成分，人民国家的特性越来越突出；而苏东集团内部则成长出日益脱离人民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新贵族群体，最终走向了全面崩溃。
这是理解1978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此前的28年，一方面在国内实现了彻底的人民化，一方面在国际上赢得了一个“无大战”的和平环境，以邓小平主政为转折点，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民国家开始利用国际上的战略机遇期全面转入经济建设，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即实现了经济起飞。
伴随着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人民共和国当中又诞生出新的人民群体——“人民企业家”、“人民富豪”，与建国初期诞生的“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等政治属性相同，但不再具有当年“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
为什么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就是因为其中贯穿着人民共和国这条主线，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为什么2015年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典上要喊出“人民必胜”的口号，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晚会上要打出“人民万岁”的标语？为什么世界各国只有中国可以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地将“人民必胜”和“人民万岁”作为本国的政治宣示？因为今日中国所代表的人民共和国，在与各式贵族共和国、资本家共和国和新型帝国之间的长期斗争中，正在一步步走向历史性的胜利。[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在继续强调人民共和国基本路线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之后，将在当前的新时代中继续保持，从而获得其在世界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中国成为唯一胜利了的人民共和国，而中国人民成为唯一胜利了的人民。[4]
世界对此的反应
马云等人所代表中国的“人民富豪”，就是这样被胜利了的人民共和国和胜利了的人民推向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
在此次疫情中以他为首的几个基金会面向全球的慈善公益活动，引起了各式各样的舆论反应，包括国内和国际上。这很正常。诞生于人民共和国当中的“人民富豪”本身就是新鲜事物，在中国国内尚且没有形成一致看法和评价，何况在国际上。
西方国家和各个实行西方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统统属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分处政治光谱的两端，是天然的对手。不要看这些国家天天也把人民挂在嘴边，也自称是代表人民，其实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恰恰就是人民这个政治概念的对立面——资产阶级、新贵族、帝国主义份子。
在资本家共和国眼里，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敌人，因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就意味着对于西方新老殖民主义的坚定反抗，这是资本所不能接受的。而一个不断走向胜利并发展成为了世界大国的人民共和国，则不仅仅是反抗了，简直无异于造反，成了对资本家共和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整体颠覆。
回顾一下近几十年来西方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势，会发现其中的一个蹊跷之处：西方说，你中国应该像西方一样实行自由民主，因为只有自由民主你的国家才能更加繁荣富强。但是从中国方面看，这些年来中国越是繁荣富强西方反而越是不高兴，越是要千方百计地遏制和打压，西方智库对中国实力增长的严肃评估与西方媒体对中国歇斯底里的谩骂攻击以同等比例快速升级。这很不合乎“我是为了你好”的逻辑。由此可见，西方要你实行自由民主当然不是希望你繁荣富强，而是另有目的，归根结底是要利用自由民主削弱你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自主性，为西方的资本入侵和金融战进行战场准备。一旦未能得逞甚至适得其反，就会更加歇斯底里，甚至撒泼耍赖。
尤其是考虑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据左翼学者的计算，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直接死于西方新殖民主义的人口大约5500万，间接地遭到屠杀的人口则数以亿计，而即使是那些近乎种族灭绝的暴行，也都是以民主自由的名义。[5]
看清楚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美西方政客和媒体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击会越来越猛烈，以至于在疫情大暴发之后也顾不上应对本国危机继续死死咬住中国不放。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政府和民间双管齐下的抗击疫情对外援助竟会在欧美国家多次遭遇“农夫与蛇”的结局。
人民共和国的胜利就是资本家共和国的失败，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企业家”、“人民富豪”开始走向世界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开始从世界上退场。美西方政客和媒体的激烈反应，其实正好反衬了这一时代巨变的历史性意义，也许中国自己尚未充分意识到，但天然的对手们肯定已经高度敏感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这既是口号，也是现实，胜利的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的每一步前进，都暗含着当前的斗争，也承载着历史的梦想。
但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只要敌对势力不主动挑起斗争，中国就会坚持按照“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新型大国关系和亲、诚、惠、容的原则与各国友好相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阐释“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多次强调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既有伟大斗争，也有相亲相通，这就是马云等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民富豪”先锋人物当前的处境。要理解这一独特处境，从美国超级富豪那里无法取得参照，从中国的“浙商文化”传统那里也得不到多少借助。“人民富豪”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买办阶级，更不是封建领主阶级，恰恰相反，这个群体是对封建领主阶级、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性超越，它只能在人民共和国的胜利道路上获得定位，也只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事业中寻求未来的发展。
前方不再有比尔·盖茨，后面也不再跟着胡雪岩和虞洽卿，中国“人民富豪”的世界征程刚刚开始，先锋旗帜上写着的名字，正是中共党员马云、中共党员任正非。
参考文献
[2]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40/6637862.html
[3] 同上
[4]https://www.guancha.cn/WenYang/2019_10_08_520498.shtml
[5]（美）诺姆·乔姆斯基、安德烈·弗尔切克著，宣栋彪译《关于西方恐怖主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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