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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 付历非】从曾经的小渔村，到世界最大货柜港口，再到仅次于伦敦与纽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从未停歇的走向世界的脚步，与开放拥抱的接纳姿态为香港赢得财富。而由此演变的偏好金融业的产业结构也让挣“容易钱与趋利避害的投机习性深植于港人骨血。
近年来，有一部分识时务者平静地接受了中国已迎头赶上的现实，并积极借力大陆抛出的橄榄枝跳上了内地广阔的舞台。他们是真正“走出去的港人。然而，“逃难仍是大部分港人外迁的动机，还有剩下相当多“走不出去者埋头逃避现实、封闭自守。
移民与拓荒无关
香港历史上有五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
第一次是二战后，新界的传统农村体系解散，使不少居民“因祸得福得以入籍并移居英国。随后是1967年“六七暴动导致香港社会不安，进而引发较大规模港人外迁。紧接着是上世纪80年代起，中英两国就香港回归展开谈判，对中共持不信任态度的港人忧虑于香港经济、政治自由制度被取代而移民国外。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确定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以及80年代末发生在北京的学生运动加速了港人移民的步伐。2010年代起，中港矛盾激起等社会问题以及楼市价格攀升再一次点燃了港人的移民热情。
港人的这数次移民潮本质上皆起于对香港前景的不乐观而试图去往安稳的生活环境。而回归的前一两年至回归初期，港人在国外发展受挫以及本土“意料之外的平稳发展竟引发了“回流潮。
可见，港人移民多与“拓荒精神无关，说“逃难亦不过分。
被困住的前中产阶级
有人说，在全球化背景下，移民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与“逃难无关。可有权利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只是一部分人，支撑这权利的要么是经济实力，要么是自身能力。有钱的迁往欧美发达国家为的是地广人稀的舒适生活环境。少数有能力也有胆识的试图摆脱在逼仄的小岛当“困兽的窘况，果断地将目光放在了广阔的内地市场，才是真正“走出去。留下的，或应称为“被留下的港人则极端地划分为两个群体，优秀的、不需要走出去的与被淘汰的、走不出去的。
十年股灾周期，是香港广为流传的一个“都市传奇，而移民潮与股灾的时间轴可完美重合。在香港这样一个全民投资的社会，股市崩塌造成的影响可谓致命。原本的中产阶级投资失败近乎倾家荡产，在鼓吹高端服务业与金融业的严重产业偏食以及推行“优才计划的外部环境变化下，他们难与年轻的内地高材生争夺有限的就业机会，无奈投身低端服务行业，回归中产无望。
被时代抛离的“废青
更为可悲的是年轻的“港独群体。香港8所公办大学无一不在亚洲高等教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相应的其入学“门槛也高。较内地独木桥式的高考不遑多让的香港联考，落榜率超过六成。除少数通过留学海外与“北上求学分流外，大部分不得不接受平庸甚至困苦一生的可能。他们容易陷入“殖民怀旧情绪，把对极端差异化的现世的不满通通发泄到“97回归之上。
而开放自由行吸引内地游客入港“一掷千金与越来越多的内地优秀学子踏入将他们拒之门外的高等学府带来的对比，击溃了他们曾经的“优越感。因此，他们对造成香港社会分化加剧的本质原因视而不见。是全球化浪潮引导的国际分工“洗牌、香港对资本的“言听计从，以及结构性失业让无技能也无资本的他们边缘化，他们却偏偏只看到内地飞速发展、与香港差距日渐缩小，只看到事事领先的自己成为被“同情的对象，于是狭隘地妒火中烧。
对这类群体而言，“看不起北上淘金或求学，内地有大把机会，有广阔市场也是枉然。他们前途渺茫，愤怒且脆弱，不理智不变通，被时代抛弃，活该成为香港本地批评者口中“废掉的青年。
封闭港人空谈“民主
陆港融合延伸之深、覆盖之广，不可割裂且必将继续。沪港通、前海等政策洼地汇聚出无限机遇，同时，来自内地人才、资本的冲击也是挑战。
有的港人热衷于挑战，欣喜于宽广的舞台，成为新贵。有的人沉湎于往日荣光，穷但不思变，一味抱怨生活空间被大陆人才、游客、新移民挤压，偏激地攻击两岁稚童，道德沦丧至对内地年轻学子在港无辜往生“点赞。
他们称在地铁车厢内席地而坐的老外“率性，忍气吞声地看印籍暴徒打人后趾高气扬离开，独独对大陆游客使用刻薄的双重标准，无法包容大陆国民素质处于仍在提高的过程，热衷于将个别不文明行为“上纲上线。
底层港人群体是这一类抵触情绪的“重灾区。他们无视陆港一荣俱荣的现实，在“五十年不变期限临近中胆战心惊地消极沉沦，失去了顺势而上的魄力；他们只懂偏颇地将所谓“民主、实为“民粹视为最后一根稻草，拒绝承认产业结构畸形加剧社会分化与经济逆行的现实，更遑论冷静地寻求解决之道。
这才是真正的“走不出去。更可怕的是，“M型贫富悬殊以及“中产向下流等社会转型特征已在香港显现，意味着将来可能会有更多港人加入“走不出去的群体，两极分化与社会矛盾加剧隐患巨大。
狭隘的视野、封闭的内心，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互为因果，港人由内而外的转变才是根本，形式化的“民主毫无意义。
内地近来在经济转型、金融创新上频频试水，抱定了即使挨打也要参与到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先进规则中，“走出去的姿态果敢。反观香港，被“本土觉醒意识所累，社会不安因素重重。而金融业的根本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以及向国家纳税用于资源再分配、帮助穷人致富，因此，未来建成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上海以及先进服务业的桥头堡前海，与不向中央做出税收贡献的香港谁将更“受宠一目了然。
特殊历史沿革造成两地文化背景差异不假，港人的不适应情有可原，但陆港抱团发展是必然趋势更时不我待，继续封闭与消极抵触绝非良策，对修复经济引擎故障毫无助益，更会被时代抛弃。
香港，是时候破除固化的意识形态之茧，再一次用开放的姿态谋求发展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