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广场协议”开始走红华尔街 德银之后美银也呼吁国际汇率协议

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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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讯】全球经济增长迟滞,新兴市场遭遇严重资本外流,美元走强对美国经济而言也是“双刃剑”,人民币贬值的溢出效应搅动全球市场。在此之际,越来越多的银行呼吁多国协同干预外汇市场,阻止美元进一步升值。

(1985年9月22日,时任美国财长JamesBaker在纽约PlazaHotel召开的记者会上发言)

美银美林首席投资策略师MichaelHartnett在1月28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目前全球经济遭遇的威胁与1985年相似,近乎疯狂的货币政策没能有效地带来广泛的、持续的经济复苏,全球货币政策者必须携手合作,开展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PlazaAccord)式的合作来刺激全球经济,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央行达成新的美元互换额度,法国、德国和英国承诺提供财政刺激政策。

MichaelHartnett团队认为,尽管达成类似1985年的新广场协定概率有限,但就目前情况来看,类似协同干预外汇市场是需要的。全球市场近期的波动也进一步凸显了全球经济急需政策制定者之间进一步的合作。

除了更深层次的利润衰退风险,最近的资产抛售无疑加剧了政策的疲弱无力,让人们感到政策制定者们几乎无力刺激全球需求复苏。疲软的、无法持续的复苏可能也会迫使中国转向资本管制,欧洲和美国可能实施边境管制,以及在财政紧缩之际推行激进的税收调整政策。

MichaelHartnett团队表示,重要的是,当年的全球协作激发出了企业和家庭的“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eorgeA.Akerlof与耶鲁大学教授RobertJ.Shiller在著作《动物精神》一书中提出,仅靠财政激励政府是不够的,目前还必然利用JohnMaynardKeynes的第二个工具,也就是动物精神,即投资冲动要依赖自然本能的驱动,才能拯救世界经济。)

类似地,我们认为,G20财长和央行家将于2月26日-27日齐聚上海,这给了全球政策制定者们一个展开合作的机会。

不过,期盼新的广场协议在本月的G20会议上就能达成“可能太早了”,除非全球金融市场状况进一步恶化。我们深切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和市场可能首先需要恶化,以激发出正确的政策应对措施。

在中国经济、大宗商品市场、信贷和消费没有出现迅速改善的情况下,对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人士可能需要耐心等待,直到某一次G20会议宣布以下措施:

人民币一次性贬值

美联储宣布与其他国家央行展开货币互换,或推出其他支持金融系统稳定的措施,以避免新兴市场危机的蔓延。

美国财政部宣布其将维持美元稳定,帮助美国制造业、原油和新兴市场摆脱危机。

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承诺采取财政刺激,以增加公共投资,尤其是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所谓广场协议,是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其用于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序贬值,从而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当年的广场协议写道:“美元以外的主要货币兑美元进一步有序升值将是可取的。各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已做好准备,若能够带来帮助,将采取更加紧密的合作,以促成此事。”

广场协议的效果非常成功,美元此后大幅贬值,不到两年便下跌了40%左右。而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

不过,与当年的广场协议力挺日元升值不同,华尔街银行家们最近提出的新版广场协议主要是为了力挺人民币、遏制美元进一步升值。

德意志驻纽约外汇研究部门主管AlanRuskin在上周二发布的研报中提出了同样的建议,称“美国和其他主要央行是时候考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支持中国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转变了。”强势美元既会伤害美国,也不利于其他全球经济体。

AlanRuskin认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汇市干预行动帮助阻止了前两次的美元升值,而本轮美元大行情中很可能需要采取类似行动。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中国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能在6个月内就会跌至充足水平之下。如果人民币贬值的幅度超过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意愿,或者中国外储消耗速度仍没有放缓,那么,则会导致美元暴涨,从而对美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造成损害,最终,协同干预措施将可能是首选。

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本外流增加,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过去六个月下跌了大约6%。人民币的跌势不仅导致全球市场波动,也令北京为此用掉了约5130亿美元,以支撑股市和人民币汇率,相当于外汇储备在一年内减少了13.4%。

摩根士丹利全球外汇策略主管HansRedeker去年秋季曾表示,目前(去年9月)签订新广场协定、或者采取任何层面的直接协同干预市场行动的“条件尚不具备”。要想实现这些必须有某一方让步。为应对汇率波动,决策者必须先解决根源问题,即各方对相对投资回报的预期存在分歧。

HansRedeker表示,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决策者在稳定机制方面加强合作。这些机制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而这些举措的效果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