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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约翰森•V•拉斯特 译/吴淑华】
1956年6月8日，越南南部的美军基地，技术军士理查德•B •菲茨吉本•Jr(Richard B. Fitzgibbon Jr.)被一名空军士兵同伴残忍射杀。他是即将开始的越南战争中首个死亡的美军士兵，而美国人民当时仍未意识到这将成为一场漫长战争，仅以为是一场冲突。
1975年5月15日，就在西贡沦陷两周前，18岁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普莱维特•凯尔顿•R•特纳(Private Kelton R. Turner)死于一次事故，成为越南战争中有确切记载的最后一个死亡美军士兵。(特纳的三位战友被留在后头，人们认为他们被处决了)
在这两个日子之间,近19年的时间里，共有58318名美国人死于越南战争。
2020年2月6日，加州圣克拉拉县一名身份不明的居民成为首个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国人。至少目前我们只能这么推断。通过后续的检测，我们或许还将发现比这一死亡病例早数天、甚至数周的病例。但是，让我们暂且按照2月6日开始计算吧。
今天晚些时候或明天，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国人将达到58319名。
这意味着在12周内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国人数量将超过在19年间死于越南战争的美国人数量。
我想再次重复这一重要结论：
在12周内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国人数量将超过在19年间死于越南战争的美国人数量。
现在请想一想这一事实吧。
然后再想一想，这对美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如果把美国社会看成一个曲线坐标系，你会发现，在越南战争渐渐蔓延的同时也发生了其它大规模的社会变化：两性革命、毒品问题、极端学生运动。
这些变化似乎看起来毫不相关，但它们起到了相互推动的作用。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观点：坚信美国的制度权威已完全丧失。
这样看来，越南战争最大的罪恶不是死亡人数——尽管，这已经足够糟糕。也不是这一使命本身：虽然它在几十年间一直被误解，虽然防止共产主义版图扩张也许是并不明智的想法，且执行得也很差。
越南战争显著的问题在于其凸显了美国政治领导层的失败，这也是美国军事权威的首次失败。
二战后，美国军事变得更加“公司化”，据汤姆•里克斯(Tome Ricks)的说法：“对持不同意见者的容忍度降低，更偏爱顺从者，即所谓的‘组织人’。”这导致了其领导层文化更加重视那些循规蹈矩、乐意收拾烂摊子的人，而不是那些主动积极、结果导向的人。在应对越南战争带来的挑战时，整个军事领导层群龙无首，毫不称职，表现糟糕。但其失败都得到了容忍，或是隐藏。
最高层的失败是最糟糕的。驻越美军司令官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在制定策略时不顾后果，失败后却不断推卸和逃避责任。在他之上的厄尔•惠勒(Earle Wheeler)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也是玩忽职守，且他们的故事已经成为了数代士兵的前车之鉴。而他们的总指挥官，特别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也受到了众多指责。
越南战争之所以重创美国，除了其导致大量死亡之外，还因为其显示了国家领导层的一次巨大失败。
很多我们认为发生于60年代的动乱都是1968年以后才出现的，而70年代才是盛行之时。
回顾这一时期，许多标志性事件，如嬉皮士、曼森谋杀案、水门事件、底特律汽车企业倒闭、神父性虐待丑闻、犯罪率激增、“气象员”组织、燃油短缺，都是由于制度崩溃导致的，而这些制度在崩溃前一直运行完美。
越南战争不仅符合这一解释，它还有力证明了美国制度已经不可信了。美国的政治领导层通过谎言将美国人民拉入战争的漩涡中，而美国的军事领导层则对如何赢得这场战争毫无头绪。因此，在接下来长达19年的无休止战争中，伤亡人数不断上升，最严重时仅一年间就有16899名美国人死去。
这一年就是1968年。在越南战争死亡人数最高的这一年。同样是在这一年，美国也开始了政治和社会革命，这改变了未来数十年美国的面貌。
流行病不是战争，但美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在某些方面可与越南战争相比较。
首先，精英领导层在两次事件中作出的决策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总统本可以在武汉疫情爆发后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但事实是，他并没有这么做，无论他现在作何解释也不可能改变这一事实。
政府本可以在武汉疫情爆发至病毒蔓延到美国这一段时间内大量储备基础医疗用品，并建立一个可靠的检测系统，但他们也并没有这么做。
另一个相似之处是，美国政治阶层同样也对公众隐瞒了真实情况。越南战争期间，人们被告知轰炸是沟通的一种方式，而冲突则是避免冲突的一种方式，坚信仅凭空军力量就可以赢得战争，人们还被灌输了那些并不存在的胜利和进展，这些操作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竞选优势。
这与目前的总统对病毒蔓延无动于衷，并保证“病毒一定会消失的，就像奇迹一样”的谎言并无差别。
然而，最显著的相似之处是，此次事件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人们对疫情的反应。
互联网革命已经进入了第20个年头，并随着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的出现不断成熟，这导致了传统经济体系的大规模转型，同时也导致了误导信息和虚假消息的大规模传播，而其规模之大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进一步扩大了上下层阶级之间的社会和经济鸿沟，同时也让政治图谱中的两个极端继续延伸，超出了可以达成建设性妥协的范畴，并进一步向极端化发展。
民族主义开始崛起，其在美国以特朗普式风格呈现，而在欧洲则带有“血统和土地”的纳粹主义色彩。
这些趋势也在互相推动中发展。在未来数月，新冠疫情形势将塑造它们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将反过来被这些发展轨迹所影响。然而，具体将如何影响仍然难以预期。
对于疫情将给美国带来重大变化这一观点，最好的反驳论据莫过于：它持续的时间较短。它认为，越南战争持续了数十年，相较而言，新冠疫情的爆发是一个短期事件。一旦疫情结束，美国社会将快速回到原来的状态。
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另一个可能性则是：
越南战争大败对美国社会造成了重大压力。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人们看着至爱亲朋死去，压力不断累积，直至旧秩序崩溃，并被革命和反革命取代。
物理学中，我们通过对某一面积施加的压力计算压强。压力相同的情况下，面积越小，压强越大。
我想，是否这一定理也适用于社会压强的计算?将某一冲击造成的压力施加于更长的时间范围，例如三到四年，最终的社会压强将比短期更小。
当我们把时间范围压缩，会发生什么?即便抛开过去两个月和接下来一个月的经济影响而论，在短短12周内就有了与越南战争相当的死亡人数，其社会影响如何?
答案是：它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压力。
这并非在对比此次疫情与越南战争的严重性孰轻孰重；无论从历史还是伦理角度，这两个都是非常不同的世界性事件。这一答案的核心在于：虽然新冠疫情已进入第3个月，但大多数美国人仍未能对疫情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做好心理准备。
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和心理的影响以及对此后数十年美国外交和国内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
而此次疫情可能会带来相似程度的影响。这些趋势可能只是即将重塑整个美国的变化浪潮的开端。它们即将改变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经济，我们对彼此的看法，还有我们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