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

亚太日报

text

【亞太日報訊】(文/鐘飛興 新華網思客)近些年,對於香港流行文化的集體懷舊,已然成為國內一個社會學現象。每年“哥哥張國榮的忌日,或是某部新版金庸武俠劇上映,這股懷舊風就定期或不定期地襲來。在“港迷們看來,八十年代,就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作為一種地域文化,香港文化席捲內地,這在中國文化史上,當是值得濃墨重彩的一筆。蓋因為,中國文化傳播的路徑,歷來是由北而南的,或說由中原向四周輻射,方向極少改變。超穩定的華夏文化重心,在八十年代出現短暫逆轉,一定有著深層次的原由。

三次移民潮的締造之功

圖為1949年11月29日,難民正在等待獲准進入香港。來源:AFP

一個基本的常識是,一個時代巔峰的到來,並非突兀地拔地而起,而是經歷了一段漫長的孕育期,香港亦然。就文化而言,由於香港特殊的政情關係,其文化既受殖民文化影響,又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一個東西方以及傳統與現代文化,不斷衝突、消長和相融的百年歷程。

事實上,自淪為殖民地的百餘年來,香港本土文化不被殖民政府關注,基本處於一種自生自滅的狀態。而1941年至1945年被日本佔據的四年,香港的經濟、民生、文化更是處於崩潰邊緣。直至7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殖民政府才將視野逐步轉向對香港文娛事業的大力投入。

這其中,不應忽視的是,大陸的三次移民潮對香港的締造之功。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重要城市相繼淪陷,作為偏安之地的香港,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勢,使其一時成為臨時避難所,以及通往大後方的中轉站和知識份子救亡圖存的陣地,因而吸引了大批內地難民,以及包括夏衍、田漢、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香港一時成為文化運動的中心之一。

二戰結束後,英國作為宗主國又回到了香港,而大陸又進入全面嚴酷的內戰。這一時期,香港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避難所,而香港本應出現的反殖民主義運動的良機,則被全面內戰一筆勾銷。由此,內地大批資本家、知識份子、電影界人才,紛紛南下香港發展。

這一波移民潮,無疑給彈丸之地的香港帶來了豐厚的資本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料顯示,僅從1946年到1948年,來自內地的資金和勞工促使香港的貿易額翻了一番。更重要的是,大量文化人士的到來,極大地增進了香港的文化活力。如果說,1927年魯迅到香港演講時,還有本地學者為香港是文化“荒漠之區而憂慮不已,那麼到了1980年,就像魯迅早年所說的“沙漠也是可以變的,此時的香港已然成為“文化中心之一了。

文化輸出的黃金時代

80年代香港代表明星。左至右上排依次為張國榮、林子祥、譚詠麟、梅豔芳、成龍;下排為“無線五虎將劉德華、黃日華、苗僑偉、梁朝偉、湯鎮業。資料圖

1980年代的香港,經濟騰飛,百業繁榮,文化百花齊放,人才輩出,這是香港的“黃金十年。這一時期,香港人均GDP即超過10000美元,成為亞洲最發達的城市,並躋身亞洲四小龍,整個社會無不洋溢著積極樂觀、奮發向上的精神,體現在電影、電視、音樂上,則是創作了包括香港“市歌《獅子山下》等一大批勵志曲目。文娛界湧現出一大批優秀藝人和詞曲作者,如歌星張國榮、梅豔芳、陳百強、譚詠麟、許冠傑、羅文、徐小鳳,無線電視(TVB)發掘的“五虎將(黃日華、苗僑偉、湯鎮業、劉德華及梁朝偉),以及有“鬼才之稱的詞作者黃霑等等,成為藝壇中堅。加之TVB對劇集主題曲的推廣,歌星得以在電視上曝光,兩者相互推動,粵語流行曲自此大放異彩,風靡一時。

需要提及的是,此一時期,香港主權歸屬等政治議題風起雲湧。特別是1984年底《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引發港人對香港命途的強烈不安。受此影響,“新浪潮導演如許鞍華和嚴浩等人,領銜拍了一系列充滿歷史文化意識和人文關懷的本土化題材,試圖為迷途中的港人構建一處心靈家園。如許鞍華的“越南三部曲(《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來客》),嚴浩的《似水流年》、《滾滾紅塵》等佳作,展示了時代變遷下的個人無助感,為觀眾帶來關於命運與超越的思考。“新浪潮的出現,提升了香港電影的品質,最重要的是借由電影本土化進程的完成,進而確立了香港的本土意識和文化身份。

文化輸入的黃金時代

圖為1979年,黑龍江黑河市民家裡的黑白電視機。來源:網易

而此一時期,香江對岸的廣袤大陸,又是一番怎樣情況呢?作為一個共識,1980年代的大陸,同樣是一個“黃金時代。這是一個思想大解放和啟蒙激情的時代,此時,“文革結束,百廢待興,整個社會蓬勃朝氣,各種思潮蜂擁而起,思想和文藝領域的禁區被打破。特別是,官方不再把港臺流行音樂定義為“黃色歌曲、“靡靡之音。官方這種開明、寬容的態度,一定程度上為港臺流行文化進入大陸提供了一種“制度保障。

對於剛從樣板戲裡解放出來的國人來說,新世界裡的一切無不感到新鮮。禁欲時代被長期壓抑的人性全面釋放,其文化趣味一改過往單調而生硬的“教育,轉變為“娛樂,由此形成對所謂文化精英主義的反叛。一方面,強制推銷的主旋律和精英們的說教,越來越失去市場;另一方面,以港片、流行歌曲、金庸武俠為代表的通俗文化則風靡大陸,《霍元甲》、《陳真》、《射雕英雄傳》、《上海灘》等一系列經典劇碼及其主題曲,讓國人驚歎不已。

當然,從微觀講,傳播介質的變革,比如電視機、輕小便捷的飯盒式答錄機(如三洋牌)的出現,客觀上也助推了港產電視劇、流行音樂在大陸的傳播和流行。

比較言之,不難看出香港“黃金時代的演進路徑: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發力,而同時的大陸,則處於封閉狀態;到八十年代大陸開放,文化需求猛增,而香港文化此時亦到成熟繁榮時期。南北之間,一者文化豐饒,一者文化饑渴,兩者互為補充,形成穩固而強大的供求關係,香港文化北上也就勢所必然。以此而論,八十年代的香港和大陸,固然都處於“黃金時代,但不妨說,一個是文化輸出的黃金時代,一個則是文化輸入的黃金時代,兩者交匯融合,共同締造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觀。

**誰謀殺了香港的“黃金時代?

**

圖為2014年10月28日,違法“占中滿一月,香港金鐘佔領區一片狼藉,造成交通持續癱瘓。來源:中新社

隨著大陸繼續開放,香港的“比較優勢逐漸失去。到九十年代中期,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十年終結,大批藝人紛紛北上撈金。據統計,現在橫店線上的藝人中五分之一都是港臺藝人。相較於港劇的低迷,內地劇愈發朝陽化,且大有搶灘港劇市場之勢。面對這種頹勢,早在十年前,香港作家林燕妮在《香港不哭泣》一文中,不無悲情地感歎“如今人才凋零,“‘靚聲’已經絕跡,只能以表演花巧代之,似乎為歌壇劃上了一個句號。

對於香港流行音樂由盛轉衰的原因,黃霑有過清醒的認識。他既看到了微觀的敗象,比如,香港的主流情歌變得千曲一式,十居其九在訴說分手和失戀的慘情,所謂“情歌,幾乎絕跡;歌星不務正業,宣傳活動頻繁,無暇唱歌,水準不升反 降;行業短視,港人的“一窩蜂習慣,也做成了投機和不辨精粗,等等。他更看到了香港市場的局促和時代大勢:香港粵語流行曲的底子和根基都是薄弱的,而本土市場狹窄;“從前日子,大陸封閉而香港獨旺,但隨著中國繼續開放,香港完全失去從前優勢。這種視野,顯然比同時代的不少港人開闊得多。

很清楚,以港劇、流行歌曲為代表的香港流行文化的衰敗,不過是香港“比較優勢不再的一個注腳。這也再次說明瞭,香港的繁榮與否,無不與大陸息息相關。香港的崛起與衰落,始終離不開作為母體的大陸經濟和政治的影響,這是香港難以擺脫的宿命。

然而,許多香港居民似乎看不到、也不願承認這一點,而是以一種殖民心態固守在老舊的世界裡。可以預計的是,隨著大陸改革的穩步推進,特別是上海的崛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即將失去。就目前來說,香港在司法制度上仍有其獨特的優勢。但若香港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公民對抗運動持續升級,那麼就連這點優勢也將不可避免地消失殆盡。

如果要問,誰謀殺了香港的“黃金時代?一定程度上正在於香港自身。香港若不反思轉型,其眼下的這種敗局,恐怕是很難改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