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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护士长、主管护师胡慧获得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37岁的胡慧从1月3日开始投身抗疫一线，历经中南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雷神山医院三个战场，直至雷神山医院闭舱，打满了抗疫全场。
结束隔离后，胡慧在医院工作了几天，五一假期在家休假。她觉得生活已经开始正常。
对她来说，这种“正常”殊为不易，弥足珍贵。
转战三个医院，打满抗疫全场
新京报： 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什么心情？
胡慧： 很高兴，也很“惊诧”，当时医院推荐我申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时，我还在雷神山医院抗疫。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所做事情是义不容辞的。加之当时时间紧张，网络不好，我还一度想放弃申报。最终，是医院领导帮我完成了申报，评选结果出来时，我确实有点吃惊，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护工作者，不应该得此殊荣。
新京报： 简单介绍下你的抗疫工作，刚开始时是什么样的？
胡慧：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协助医院开设发热门诊。随后按照医院要求，感染科开设了中南医院的第一个“不明原因肺炎患者”隔离病区。
院领导告诉我们，大家应该 “重视起来”，随时做好准备，明确该如何收治“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会诊制度和应急预案该如何制定。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医院的气氛跟平时不太一样了。但无论如何，一旦发生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感染科肯定会冲到前面。
我的第一反应是去领防护物资。并且，我已经有意识节约使用口罩，建议同事在进普通病房时，只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即可，因为怕大家一开始就把N95口罩用完，春节期间将会面临断供的风险。我有这样的担心，（但）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有那种警觉。
雷神山医院，胡慧（图中）在护士站检查工作。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 那时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胡慧： 有点手足无措。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平均每个护士要照护8-10名新冠患者。而且防护服一旦穿在身上，每个护士至少要在隔离病房待上4—5个小时才能换岗，全身都会被汗水浸透，护目镜上也全是汗水。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一些医学操作，人的精力、反应度都会下降，有时会很烦躁，处于一种很焦虑、很崩溃的状态。
而且疫情初期，由于病人管理还没有像后期那样严格，一些患者一日三餐都会订外卖，甚至下午茶，家属也会来送各种生活用品，除了正常的护理工作，“帮患者取东西”就成了护士的一份额外工作，最多时，所有护士每天累计要跑上100多趟。
新京报： 为什么去了武汉市第七医院工作？
胡慧： 1月22日，我被安排去武汉市第七医院做一场疫情防护方面的培训。武汉市第七医院是一家二级综合医院，1月21日被确定为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由中南医院全面接管。去之前，护理部领导告诉我，这场培训大概只需要半个小时。因此，我只带了一个手机就出发了。但是培训结束以后，领导让我干脆留在第七医院继续工作。
新京报： 对这个安排感到意外吗?
胡慧： 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因为此前已得知第七医院很快就要作为定点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而这个医院还根本不具备收治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条件，病房连一些基本要求都难符合规范.医护人员对通道如何设置、病房应该布置哪些仪器设施都不太清楚，完全一抹黑的状态。
而按照院领导的要求，1月22日晚上，第七医院就要开始收治病人。时间紧迫，我只能带着第七医院的几个护士长，挨个对病区进行改造。
新京报： 支援雷神山医院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胡慧： 2月11日，武汉市第七医院正常运转后，我接到了支援雷神山医院的任务。当时的雷神山医院还是一片未完工的工地，重型工程车、泥巴碎石随处可见，我当时做的是带领工程师和工人验收各个病区，所有病房的水电都要一个个去试用，紫外线灯、电源线、地漏……无一不要检查。
我当时发现一个病区的地漏存在倒流现象，病人洗澡时，水如果流不出去，很可能会摔倒，随即反馈给了工程师。工程师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家的装修一定是你做的。
新京报： 支援雷神山时，在专业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胡慧： 医院改造完成后，我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培训医护上。为了保证医疗队到达雷神山医院的第二天就可以收治病人，我每天要给几百人开展几十场培训。
因为医疗队员来自全国不同级别医院的不同科室，大家的防护知识掌握程度也各不相同。“如何穿戴防护用品”、“在不同区域该如何选择防护用品”…等都要讲到，有时候也有争论，比如隔离衣是应穿在防护服外面还是应穿在里面？我只能通过专业知识和经验说服他们。
我也恐惧焦虑 但在同事面前只能乐观
新京报： 抗疫过程中，你的心态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胡慧： 疫情初期，大家对这个病不太清楚，未知会让大家有压力。一些医护人员当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面对病人时心存恐惧。有一个护士在进病区之前就失声痛哭，这种情况一度让我感到担忧——恐惧之下，他们能不能正常照护病人？病人是不是安全的？
雷神山医院，胡慧正在给医疗队进行培训。（中间讲话者为胡慧）受访者供图
随着抗疫难度的增加，在高强度工作与巨大精神压力下，很多护士也会找我哭诉工作中的种种困难，还有同事告诉我，恨不得躺在隔离病房里的患者是自己。
其实从始至终我也在担心自己会在某个环节感染新冠病毒，因劳累带来的身体不适更会加重这种担心，但我从没把这种情绪传递给身边的战友，我一直告诉他们，只要严格执行防护措施，就不会有危险。
在生活我就是个乐观开朗的人，大家都说和我在一起很开心。抗疫过程中，我也尽力让这种性格影响身边的同事。我理解大家的痛苦，只能开导大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有什么需求和困难就找我。即使是离院支援期间，我也会每天和本院的同事通话，了解大家的心理动态。
新京报： 离开雷神山时，你是什么心情？
胡慧： 那时我跟我的同伴对雷神山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了。虽然早就和同伴约定好，最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开开心心、欢欣鼓舞地离开，但最后我跟一个护士在舱内就哭起来了，防护口罩上面都是眼泪，就像一位护士长说的，“雷神山医院所有病区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个孩子，我把他养大了，然后我就要离开了，就是这种感觉。”
最后一天封舱的时候，我们冯主任代表我们团队上去领抗疫勋章，她的先生那天也过来看她，给她献了一束花，当时我也一下子就哭了。其他人可能没有这种感受，因为我待的时间最长，感觉也最深刻。
我觉得终于把这个事情好好完成，可以回家过以前的生活了，是一种完全把重担卸下来的感觉。
儿子写作文说 妈妈是英雄
新京报： 直到抗疫结束，你有多久没回过家了？
胡慧： 其实我自从开始援助第七医院的第二天起，就没有回过家，当天我回家去拿了几件衣服，后面就一直在酒店里面住着。如果是平常，我每次回去，我的双胞胎儿子都会抱抱我，亲亲我。那天回家取衣服的时候，我妈就跟我儿子说不要靠近你妈妈，我两个儿子就只能远远地站着，我离他们远远的，飞快地收了一些衣服就走了。我妈那个时候眼泪都要出来了，她也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很危险了。
雷神山医院，胡慧在隔离病房内进行护理质量检查。（左2为胡慧）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 面临高强度工作和照顾家庭之间的两难局面，你是怎么处理的？
胡慧： 说来惭愧，我对工作付出的时间比对家人付出的时间要更多一些。其实不是我照顾父母，是他们在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疫情期间，我先生和我婆婆管孩子的学习，我爸妈在家做饭。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我婆婆是中南医院的中医科医生，丈夫从小就在医生家属院里长大，因此很理解我的难处，也很支持我的工作。
我爸妈其实每天都很担心我，每次打电话，我觉得我妈都要哭了，我也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自己对于接下来的情况也是不能确定的，未知的。如果把自己的辛苦和疲惫说给他们，也是对他们的负担。
抗疫最累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着尽快恢复以前的生活，回到双胞胎儿子身边，和家人团聚，然后跟闺蜜好好吃个饭，喝杯咖啡，回归正常工作岗位。
新京报： 抗疫期间怎么和家人保持联系？
胡慧： 我每天都会和丈夫还有孩子视频。两个八岁儿子每次都会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武汉什么时候解禁。儿子可能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在他们的概念里，“解禁”或许就是妈妈可以回家，自己在家被关了几个月后可以出门了。
不能见面的日子里，二儿子还写了一篇作文，“很多人都在外面战斗，我妈妈也是其中的一员”，他认为妈妈是“英雄”。
与儿子视频时，我会担心孩子居家隔离太久，会不会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此外，我很挂念二儿子的饮食问题，虽然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但哥哥体型偏胖，弟弟却很瘦，胃口也差，我在视频中会督促儿子好好吃饭。
新京报： 再次见到家人之后是什么心情？
胡慧： 4月23日，在酒店结束集中隔离后，我跟着同事的车回了家。像以前一样，我一进家门，两个儿子就扑到了我的怀里，高喊着，“妈妈，你终于回来了”！我发现老大又长高了，已经快到我的下巴了；老二虽然也长高了些，但还是很瘦。
几个月来的孤独、恐惧、担心、疲惫在那一瞬间，见到了家人之后就完全释放了。
因为平时工作很忙，每天回家都是很晚，我平时在家很少做饭，只有母亲偶尔回老家时，我才会下厨。回来后，我给儿子做了一次牛肉炒饭，儿子很惊奇地跟我说，“妈妈，原来你还有这种功能。”
五一期间，我有三天的假期。这几天我基本没有出门，每天都是在家陪孩子或处理一些手头工作。
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我其实很难有时间陪孩子出去玩儿，也专门和丈夫商量过这个问题，我希望有时间多带孩子出去走走，“哪怕跑一下都好些。”
新京报： 经历了这次疫情之后，有什么感悟？
胡慧： 应该更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工作。
记者 张胜坡 实习生 杜萌 张逸凡 编辑 胡杰 校对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