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49年“黑户” 她终于有了身份证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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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49年“黑户” **

多年来过得像影子,任富珍终于有了身份证

任富珍激动流泪,民警张霞为其擦去泪花。

“感觉和做梦一样!”“有户口,有身份证,才是真正的人啊!”12月18日下午,雪后初晴。任富珍坐在自家新房外间的小方桌后,一边剥豆子一边交谈,不时开怀大笑,声音洪亮。红色针织帽下,是一张红扑扑的脸。午后阳光里,被玫红色冲锋衣外套包裹着的她,讲起话来中气十足,整个人透出热腾腾的感觉。与窗外薄雪覆盖下的萧瑟田野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天,49岁的任富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赵艳芳 孙非

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身份

一度活得像个影子

离家32年,在他乡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孝顺懂事,丈夫忠厚老实,三口人的日子不富裕却也算安定。而任富珍的身份问题,一直以来是全家人的心病。这一次,任富珍的身份,终于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承认。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了!”

时间倒推到1988年。17岁的任富珍与几个同乡一起从甘肃定西来到山东打工。没上过学,没什么劳动技能,打工生涯并不算很顺利。离家两年后,经人介绍,刚成年不久的任富珍与利津县汀罗镇建华村村民杨景瑞结婚。说是结婚,因为任富珍的身份问题,两人一直没在民政局登记。直到今年12月份之前,杨家的户口簿上,一直只有丈夫杨景瑞和儿子杨崇礼两个人。

50亩地、20只鸡、6只羊,儿子长大成人,三年前盖了新房。桩桩件件离不开任富珍的付出,半生精力全部倾注在这个家庭。可在法律意义上,任富珍这个活生生的人,一直游离在这个家庭之外。

任富珍所在的建华村,是汀罗镇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全村不足十户人家。通往村子的小路,至今还是一条从水泥路上延伸出的土路。村里人家的房子,都没有院墙,房前屋后的陈设,直面四周的田野。远远望去,八九座没有院墙的灰色房子,孤零零地落在一片被一层薄雪覆盖的大地之上。这就是30多年来任富珍全部的活动范围。

尽管人口稀少、消息闭塞,任富珍的“身份之谜”还是成了村民谈论的话题。“他们说,我没有身份证,是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我这个人脾气倔,就不听他们的,没有身份证咋了?我不还是照样干活!”聊起村民关于自己的闲话,任富珍情绪有些激动。

任富珍的身份问题

曾在一个圈圈里打转

实际上,长期以来,固执的任富珍对自己的身份问题没那么重视,但来自家人的压力不断影响着她。一个人没户口,这算咋回事呢?

“孩子周围的人都说,没有身份证不行。孩子他爸为这事也和我闹。”有一次,任富珍和杨景瑞去镇上派出所咨询户口问题,赶上平时接待自己的民警不在,任富珍打算回家干活儿。没想到,一向好脾气的杨景瑞发了火:“回家干那个破活儿做啥?全家都为你这个户口着急!”印象里,这是任富珍头一次见到杨景瑞发这么大的火。

今年9月,任富珍来到利津县公安局汀罗派出所,提出想办理身份证。

要办理身份证,需要首先明确户口信息,任富珍一直没在汀罗镇落户。按照正常程序,公民办理户口迁移后,相应业务可以在新的户籍地办理。汀罗派出所户籍民警张霞很自然地登录公安系统内网,想查询她的身份信息。任富珍不识字,更不会写,连自己的名字是哪三个字都不清楚,只是知道个读音,甚至自己的出生日期,都不知道是哪年。根据任富珍提供的同音字,张霞将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检索一遍,都没有结果。

“系统上查不到,不代表没有她这个人。”好在任富珍知道自己原籍在哪儿。张霞联系到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城关派出所,请对方帮助核查任富珍的户籍信息。大约两星期后,对方回函,称1971年出生的任富珍在当地仅有身份证出生编码,无户口。也就是说,任富珍其实一直是个“黑户”。

任富珍的“办证之旅”难度又增加了一重。按照正常程序,她需要先返回原籍地办理落户,有了户口,迁移才能成立。可她没有身份证,无法购买火车票、汽车票,别说回甘肃,出山东都是个问题。

办身份证需要有户口——落户要回原籍——没有身份证根本回不去。任富珍的身份问题在这个走不出去的圈圈里打转。

常规程序走不通,张霞想到的是“非常规操作”。经过上级单位批准及双方派出所沟通,张霞决定为任富珍异地办理户籍业务。

9月,张霞第一次与甘肃定西警方联系,明确了任富珍的身份情况。10月,任富珍向汀罗派出所提出落户申请。11月,进行“涉拐”案件儿童信息采集,确认数据库里没有任富珍的信息,人像比对也没有相似的匹配对象。在“涉拐”案件儿童信息采集表的签名栏里,不会写字的任富珍把自己的名字“照着样子描了一遍”。12月,张霞对任富珍、杨景瑞及其所在村的村书记进行了询问。

12月4日,任富珍的名字,终于出现在杨景瑞一家的户口簿上。很快,任富珍的身份证也办下来了。

全家终于在户口簿上团圆

离家32年她想回老家看看

拿到身份证的这天下午,任富珍家中来了一屋子人。在方桌边剥豆子的她,很自然地成为谈话的中心。休假回家的儿子杨崇礼,靠坐在堂屋沙发的一端,姿态放松,话不多。时而看一眼外间正在大声交谈的母亲,蓝色口罩上缘露出一双微眯的眼,即使隔着口罩也一直能看出笑意。

丈夫杨景瑞也没往人群里凑,待在自家老屋收拾棉桃。“这回在一个本子上了,放心了吧?”张霞问道。杨景瑞停下手里的活,抬头嘿嘿一笑,“放心了。人一辈子,没有个户口,不像个事儿。”杨景瑞站起来,嘴边笑出了三道褶子。

1957年出生的杨景瑞,足足比任富珍大了14岁。1990年,33岁的他终于讨上了媳妇。那时外出劳作,伙计们常打趣他,“家里有个这么年轻的媳妇,放心不?”杨景瑞讨到媳妇不容易,这么多年来两人一直没在民政局登记,难说他心里没有过担心。

儿子长大后,任富珍逐渐与甘肃老家取得联系,得知自己的老母亲尚健在。离家32年,家乡的印迹只剩下她改不掉的西北口音。拿到身份证最想干啥?“儿子娶上媳妇,我们一家四口回老家!”她说。

(文中杨景瑞、杨崇礼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