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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廣州６月２０日電（記者陳寂
齊湘輝）在一場名為“我莊在南方”的音樂分享會上，大陸樂迷向台灣客家語民謠歌手林生祥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怎麼守護好山好水？鄉村如何做好文化保育？台灣的客家子弟在為客家文化做著什么？……
被樂評稱為“當今台灣最重要的創作歌手”的林生祥，十餘載用客家語譜寫家鄉美濃鎮的時代曲。音樂中呈現的南台灣客家重鎮，既陌生又熟悉，如今激蕩起兩岸關於農村與故土的共鳴與思索。
林生祥２０日晚攜樂隊第四次造訪廣州，獻上一場以新專輯《我莊》曲目為主的“仙人繞境”音樂會。演出前，林生祥和他的長期搭檔、詞作者鐘永豐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兩岸都經歷了類似的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過程，社會心理都有共通的現實處境，由此形成了對話。
上世紀８０年代初，羅大佑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唱出農村離鄉者在台灣都市的迷茫與懷鄉。上世紀９０年代初，歌手林強的專輯《向前走》引發轟動，一句“卡早聽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我一點攏無感覺”，翻開時代新一頁，激勵許多年輕人抬起頭，倔強地在大城市奮鬥。
當年的一個年輕人聽了《向前走》來到台北，２０年後他在街頭偶遇林強。他對林強說：“唉，你是林強哦。拜託，我當時聽了你的歌來台北打拼。我現在台北很痛苦，你也寫一首歌，叫我們離開台北吧！”
林生祥向記者講述的這個故事，正像他一張張唱片裏主人公的命運，濃縮了時代的壯闊與欷歔。
１９９９年的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是家鄉美濃反水庫運動的大事記；２００１年專輯《菊花夜行軍》以美濃青年阿成為主角，講述阿成離鄉打拼、失意還鄉、投資農業、娶外籍新娘，尋找著農村發展的可能性；２００４年專輯《臨暗》是阿成回鄉的前傳；２００６年《種樹》又積極地描繪青年一代開創農業新契機的歡愁；２００９年專輯《野生》則專門探討客家女性命運的問題。
“雖然這些作品有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面向，當然有很大的知識成分，但我願意把創作者的自我形象定義為‘農民知識分子’。”一系列唱片的作詞人鐘永豐說，他在農村有很多的接觸和觀察，既深入到農村的各個知識面上，又可以跳出來對農村的整體命運提出自己的觀照。
民間語言是“農民知識分子”的顯著特徵。林生祥認為，很多民間的文學是活蹦亂跳的，有藝術的成分在，一個好的創作者要有耳朵，懂得從聽到的故事裏吸收養分。“我住在家裏面，和我媽聊天，聽我媽媽和她的朋友們聊天，她們的話裏真是有很多野性的語言存在”。
在《菊花夜行軍》專輯扉頁，林生祥寫道：“以此作品向作家莫言及音樂家Ｖａｎ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致敬。我知道我做得不夠好。”
他正是把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用在了這張台灣音樂史經典專輯中。“寫《菊花夜行軍》的時候，我很喜歡莫言的小說，他的故事很好看，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故事，充滿想像力。”林生祥說，“莫言在《檀香刑》裏寫‘貓腔戲’，文字的節奏感好厲害，可以把聲音表達得那麼生動。”
《風神１２５》一歌裏，漸漸加速的嗩吶聲模倣阿成漸行漸快的摩托車引擎聲，雜沓的器樂聲描繪了不斷變換的公路景觀，也反映阿成夜裏返鄉的矛盾心情；《菊花夜行軍》一歌採用軍隊號令的形式，將阿成種植的菊花擬人為一支大軍，為他建設賣花賺錢的希望。
“我現在做音樂的想法完全不一樣了。去年一個朋友談到文字的節制，我收穫特別大，我覺得音樂也要節制。”林生祥的新專輯《我莊》，是他用一種很“無為”的方式完成的，很像他當下的生活。
“１９９９年回美濃之後，我就一直住在美濃。我沒有在城市裏混，生活在美濃，創作也在那裏，平時陪女兒玩，亂唱歌，有演出再出來。所以，我想還是比較適合寫農村的題材。”林生祥說。
林生祥一家四個兄弟姐妹，三個住在美濃，一個住在一小時路程外的台南，每禮拜都會聚餐。“這在美濃還是罕見的，每次到了週六週日，我們家三合院真的是有小孩在跑，有聲音，有燈光，真的很熱鬧。以前，長輩都會覺得小孩離得越遠越光榮。如果在台北或者美國，那講話更大聲了。但現在老人家的想法也在改變。”他說。
鐘永豐告訴記者，美濃離鄉在外的人大概都有２０萬人之多。“美濃的工廠外移非常多。這幾年去外面工廠或者都市服務業工作，收入非常低，被人從早管到晚。這也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決定回到農村裏去種田”。
這些人也帶回來很多農業技術的概念和農業行銷的手法。電商加宅送，他們貼上自己的小品牌，把美濃這些年“最好的農產品”——橙蜜香番茄從農家直接送到消費者家裏或辦公室。
“這是一個新的行業，現在就是美濃的主力。我太太的堂弟，一家４人一起工作，一年營收２００萬新台幣，扣除掉生產成本，家裏的東西更新和小孩的教育，都不成問題。”林生祥說。
美濃的當下在林生祥的音樂裏，又仿佛回到一種飽含鄉愁的情狀，像《我莊》歌詞描繪的那樣：“東有果樹滿山園／西至屻崗眠祖先／北接山高送涼風／南連長圳蔭良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