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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去世的六年时间里，他的骨灰在同一个地方重复下葬了两次——第二次下葬纯粹是因为犹太传统中的墓碑“揭幕”仪式，也就是入土一年内重新在墓碑旁举行一次葬礼仪式，为墓碑举行落成仪式并揭牌。难的不是重新回到这里，其实恰恰相反：我害怕自己无法像一名来给亡父扫墓的女儿那样，展示自己的悲伤和庄重。我很想父亲，但这座位于高速公路和南泽西市郊商业购物中心旁的公墓，却未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唤起我对他的美好回忆。它带来的只是相反的结果，并且是所有可能原因当中最坏的那种——我本该在这里感受到他的存在，然而我感受到的只有虚无。
洛杉矶殡仪师和作家凯琳·多赫迪指出，这种感触源于美国殡葬行业的失败，该行业已经变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贵、分工更加细化，繁文缛节也更多”。据美国殡葬协会数据，2014年包括守灵和下葬服务的传统葬礼开销中位数为7181美元，多赫迪引用的数据则表明，现在的平均开销达到了8000-10000美元。美国境内的殡仪馆有14%归上市公司经营，全美最大的殡葬服务提供商美国国际殡葬服务集团（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旗下有2000多家殡仪馆，雇员超过2.4万人。这个价值200亿美元的产业迫使那些家庭在很短时间内做出一系列重要的决定——大多数殡仪馆在接到电话的一小时内就会前来把尸体接走，这往往让人来不及感到悲伤。
有时候，殡仪馆会为了经济利益故意在人们极度脆弱的时候盘剥这些家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13年进行的一项秘密调查披露，多达20%的美国殡仪馆参与了“欺诈和操纵行为”。他们违反了美国贸易委员会1984年颁布的《殡葬法》，该法案规定殡仪馆必须提供商品服务价格清单，产品和服务强制性捆绑销售被明令禁止：如果你只想火葬，那他们就不能要求你买一个刷了漆的传统棺椁，必须提供一个价格便宜、未上漆的木制棺材。这项法案还禁止强行推销法律没有规定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使用殡车将遗体运到墓地等。尽管大多数殡仪馆都有自己专门的网站，但却很少会在网上显示他们的价格，使得人们难以进行比价。
这个行业的关注点在于利润，因而改变了我们对待遗体的方式。在一百年前，“没有人会对妻子给丈夫的遗体擦身和换衣服的做法说三道四，”多赫迪写道，“也不会有人对父亲用自制棺木将儿子安葬在坟墓中的做法提出质疑。”南北战争往往被视为殡葬习俗开始转变的关键节点。由于大量战士遗体从南方移送到北方，遗体防腐处理也变得更为普遍。亚伯拉罕·林肯的丧葬火车曾带着他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穿过了华盛顿特区和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等180个城市，在这之后，遗体防腐处理也更受欢迎了。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流行将遗体化学保存的国家，这一过程的花费从495美元到1000多美元不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用解决方案，现在已然变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模式，尽管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看来，这种做法对公共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
在《永垂不朽：环游世界寻找好归宿》（From Here to Eternity: Traveling the World to Find the Good Death）一书中，作者凯琳·多赫迪试图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应对死亡和悲伤，她探寻了美国西部、日本、西班牙、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殡葬仪式。这听起来和《一辈子做女孩》（Eat, Pray, Die）那本书有些相似，但是她的探寻内容要比我想象的更为宽泛。她要找的并不是个人的心灵启蒙或“死亡旅游”（thana-tourism）那种病态的快感，而是彻底取代目前高度企业化的丧葬行业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她的旅行也向我们展示了丧葬业诸多更为合理有趣的可能性，以及丧葬业与遗体之间不那么让人头疼的关系。这本书也披露了我们文化中一个极大的缺陷，那就是在最后的告别之后，我们不再有哀悼和悲伤的机会。如果说引导殡葬业正确发展很难，那么想要弄明白如何在悲伤中继续生活更是难上加难。
在多赫迪的旅途中，她发现了很多长期与遗体相处的方式或仪式——至少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说，与遗体相处的时间确实增加了不少。她在世界各地遇到了许多不怎么为遗体的现实状态所困扰的人们，不管这些遗体是被烧成了灰、制成了木乃伊、“分解腐烂”，还是以没有经过防腐处理的自然状态躺在玻璃容器内。她在日本参观了一个存尸所，遗体的亲属可以在这里租一个看起来如同普通公寓一般的套房，“单纯地和遗体待在一起，而不需要正式守灵所要求的那种表演”。在日本的临海火葬场，多赫迪则见识到了日本人用筷子捡骨的仪式（kotsuage）。在这一习俗中，家属们在遗体火化后被带到一个叫做shūkotsu-shitsu的房间里，在此处捡拾所爱之人火化之后剩下的骨头碎片，并把它们轻轻地放入骨灰盒中。
在北卡罗来纳州，多赫迪在西卡罗来纳大学的法医骨骼学研究站（FOREST）待了一段时间，捐献到这里用于科学研究的遗体最后会被制成堆肥。这些遗体被安葬在木制的研究设施中，上面盖着苜蓿和木片，然后裹上一个银白色的护罩，在炙热阳光的照射下，过个几周遗体就会变成富有营养的黑色土壤。这个项目仍处于试验阶段，但研究站的研究员们希望，这将变成一项能够让人为遗体松一口气的绿色解决方案。家属最后将被邀请前来采集由亲人遗体制成的土壤，然后再用这些土壤孕育新的生命。
多赫迪在印度尼西亚的塔纳托拉查县找到了尸体影响人们生活的最极端事例。对托拉查人而言，生者和死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遗体往往会在家里放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数年，死者会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得到照顾——洗澡、喂食、穿衣，人们甚至还会和他们讲话。遗体入土为安后会有精心准备的聚落葬礼，但每过一段时间，在被他们称为“马聂聂（Manene）”的仪式中，人们会把这些遗体重新取出。家属们得以与死去的亲人团聚，甚至有可能与他们一起野餐，他们也可以为其提供最初下葬时负担不起的动物祭品。对托拉查人来说，这件在别人看来毛骨悚然的事充满了温情和神圣：“人死后数年再把他们的遗体从坟墓中取出的做法，不仅充满了敬意，”多赫迪写道，“也为活着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极为有意义的、缅怀死者的方式。”
在面对遗体时，多赫迪依然能冷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对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的呆板做法提出了反对，这些都值得称赞。但有时候，这也让人觉得《永垂不朽》对死亡的关注是以牺牲悲伤情绪为代价的。这并不算是她的败笔，毕竟她从本质上已经把悲伤当成了一个次要关注点。不过，悲伤在书中时不时也会出现：在《亡灵节》这一章中，她和朋友萨拉前往墨西哥，参观一个木乃伊博物馆和一个祭坛，后者是家属们为了祭奠当年失去的亲人而建造的。萨拉仍然没有从晚期流产这一决定带来的悲伤中走出来，当时她肚子里的胎儿被诊断出染色体异常，多赫迪写到，萨拉的悲伤将她与外界隔离了起来，让她觉得自己无法摆脱失去孩子的痛苦继续往前看，甚至影响到了她的朋友和同事。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和想象中的未来确实是个天大的打击，然而，在西方殡葬业对“尊严”的执着中，也有些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他们真正想表达的其实是沉默、冷静和压抑——这也确实是真情流露的时刻，尽管多赫迪的语气往往十分轻快，她还是表露出自己被触动或是感到愤怒。
正如我们所见，多赫迪没有提及哀悼的现实情况。她在参加科罗拉多克雷斯通市一次露天火葬时，宣称自己亲眼看到“从这一循环中（升起）了充满悲伤的云烟”。我对这场仪式的力量毫不怀疑，但它能够消除悲伤的这种暗示——这种事情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甚至在葬礼上也是可取的——却引起了我认真的思考。更糟糕的是，她在书的后记中写道：“一种使命感促使哀悼者产生悲伤的情绪，这种悲伤情绪反过来帮助他们慢慢从痛苦中愈合。” 这是一个有序的直线式发展过程，换句话说，这与悲伤的实际经历彻底相悖。
葬礼可不仅仅代表着死亡和终老。从某些方面来说，《永垂不朽》错失了良机，未能进一步探讨利润驱动如何扭曲了我们的死亡经历——不仅仅是葬礼，还有葬礼之后所有的情绪。茱莉亚·库珀在《遗言》（The Last Word）一书中就曾提到，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人们很难表现出自己的悲伤。悲伤情绪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没完没了又难以预测，这些特性使得它从本质上与“注重效率、不断进步——最重要的是——重返工作”这种压力有所不同。但是，她写道，“哀悼却无法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时间限制，因为悲伤永远都无法消除。在失去亲人的悲痛面前，我们没有什么有效的方式来做出改变，什么都是一样的。” 悲伤是工作的敌人，而为了符合后者的利益，我们必须克服前者。
库珀指出，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得失带来的痛苦，是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而保持生产效率”。人们避免在公共场所表现出自己的悲伤情绪，原因之一在于，这种情绪削弱了我们经济体系赖以生存的、持续不断的积极性。无法顺利应付悲伤情绪的人们被社会抛弃，是“新自由主义时代下社会实施的一种策略”。对悲伤情绪的压抑也是迫于现实生活的无奈：标准的带薪丧假是三天，不过事实上并不存在。Facebook首席运营官、《前倾》一书作者雪莉·桑德伯格的丈夫于2015年突然去世，她此后改变了公司丧假制度：现在Facebook公司的员工在亲属去世后有20天带薪丧假，相较而言已经非常慷慨。
在桑德伯格为《纽约时报》写的一篇有关她的孩子经历丧亲之痛的社论文章中，她谈到了商业语言是如何描述悲伤的。父母一方的离世是“逆境”，“适应能力”用了六次，而“悲伤”则只出现了一次。她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夏令营里受到了同学的欺负，同时也提到自己的儿女（和她自己）经历的丧亲之痛，意思是说，这两种体验都能借助同样的治疗手段去“克服”。桑德伯格提到的方法不是信口开河，不管是不是她自己想出来的，“表达悲伤的方式没有对错之分”这一观点非常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没能找到这种“有用”思维方式的人来说，我们的社会文化并没有给他们多少时间，来应对自己的悲伤和工作。
凯琳·多赫迪重新定义了丧葬行业的一则使命——消除我们面对遗体时的羞愧和恐惧，这一点非常重要。她完成得非常出色，还为这本书赋予了良好的幽默感。葬礼上更加人性化、更具意义的仪式，毫无疑问将有助于生者经历精神创伤后走向新生活的过渡。就我而言，我希望有一天，能在一个比新泽西那片墓地更有生机的地方，打开存放我父亲骨灰的盒子——然而，改变我们整个丧葬行业的架构，只是接下来要做的第一步。
（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