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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世界公眾期待已久的《齊爾考特報告》於7月6日出臺了。這份報告的正式名稱是《伊拉克調查報告》，是英國下院樞密院委員會主任約翰·齊爾考特爵士經布朗政府授權於2009年啟動展開的，目的是調查英國2003年入侵和佔領伊拉克的決策及其後果。齊爾考特爵士在報告出臺當天專門舉行了發佈會對報告內容進行了說明。
約翰·齊爾考特在發佈會上。
報告的第5部分詳細分析了時任司法部長戈德史密斯的法律建議及其形成過程。但是，正如齊爾考特爵士本人所言，報告並未對戰爭的合法性做出定性，他認為這個問題應該由法院確定，同時也明確提出，在2003年3月實施侵略前對法律依據的處理方式並不令人滿意。戈德史密斯作為司法部長本應當向內閣出具書面的法律建議，對英軍出兵的法律依據和法律挑戰進行說明，但他確沒有被要求這麼做，也沒有人質疑為什麼戈德史密斯的立場轉換－即從認為軍事行動需要安理會再次授權轉換為不再堅持這一立場。這一點布萊爾也予以承認。
在齊爾考特爵士報告發佈會之後，時任首相布萊爾也舉行了長達2小時的新聞發佈會。在被問及入侵伊拉克是否一個錯誤時，布萊爾仍死不改悔地宣稱：“我認為我們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世界變得更美好和更安全”。布萊爾的老搭檔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當天也通過其發言人發表聲明：“除了他之前已經承認的情報和其他錯誤外，布什總統仍認為薩達姆·侯賽因下臺後整個世界變得更美好。”與布萊爾和小布什關於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安全的聲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場戰爭造成至少15萬伊拉克人死亡——絕大多數是平民，上百萬人流離失所，伊拉克人民遭受了巨大災難，英軍也有士兵陣亡179人。
示威者扮成小布什（左）和布萊爾（右），指控兩人發動伊戰，雙手沾滿鮮血。圖/法新社
除了生命損失以外，伊拉克戰爭的政治影響遠超過這兩位戰爭發動者的預期。戰爭沒有使伊拉克成為一個中東民主國家的典範，反而留下一個四分五裂的失敗國家。戰爭沒有給中東帶來和平，敘利亞內戰、阿以衝突仍在繼續，中東地區的戰火一直沒有平息。戰爭更沒有消滅恐怖主義，反而給恐怖主義氾濫提供了絕佳的溫床，事實上為“伊斯蘭”國的形成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基礎。戰爭還產生了新的災難，不能不說，歐洲現在的難民潮與這場戰爭有著巨大的關係。可以肯定的說，2003年伊拉克戰爭是一切上述災難和衝突的根源。
誰應該為這些衝突、災難、苦難和喪失的生命承擔法律責任，是戰爭結束以來一直不容回避的問題。顯然，英美領導人口頭上的道歉、懺悔和輕描淡寫地承認錯誤，遠遠不能給國際公平和正義一個交代，也不能撫慰衝突各方死去生命的亡靈。根據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這些國際法上的戰爭責任主要包括對四類整個國際關注的最嚴重犯罪追究個人刑事責任：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和侵略罪。
關於英軍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所犯下的前三類罪行，在國內層面，英國政府成立了伊拉克歷史指控團（Iraq historic allegations team，Ihat），該調查團由近150名皇家海軍員警和民事調查人員組成，專門負責對英軍士兵在伊所犯的謀殺、酷刑等戰爭犯罪指控進行刑事調查。據英國《衛報》7月6日的最新報道，截止今年5月底，該調查團已經收到了3363項潛在刑事犯罪行為指控，經篩選排除，目前正在對325項非法謀殺和1343項關於虐待、嚴重性侵等指控進行進一步調查。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2005年去到伊拉克看望官兵。圖/美聯社
在國際層面，戰爭結束以來一直有國際公益律師向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申請展開調查。同樣據英國《衛報》報道，國際刑事法院現任檢察官法圖·本索達曾在2014年宣佈，她正在對英國政府官員應當為“2003年至2008年之間涉及在伊拉克系統虐囚的戰爭罪”負責的指控重新展開“初步調查（preliminary examination）”。在去年11月評估國際刑事法院是否可以對英軍罪行行使管轄權時，本索達表示會考慮英國有權機構開展的調查結果。但初步調查並非正式的刑事調查（investigation），其目的只是確認是否有必要展開正式刑事調查。本索達也表示，在確認是否展開正式刑事調查時，也會考慮《齊爾考特報告》的結果。同時，本索達也一直被告知伊拉克歷史指控團的調查進展，並將考慮這一情況。
最終，犯下戰爭罪行的英軍戰犯是由國際刑事法院審判還是由英國自己審判，現在還很難說。這是因為，“補充管轄”是國際刑事法院審判的一項基本原則，據此國際刑事法院對國內刑事管轄權起補充作用，只有對案件具有管轄權的國家“不願意或不能夠切實進行調查或起訴”，國際刑事法院才可以受理。國際刑事法院的補充管轄原則為英國規避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提供了依據，這樣的結果很有可能是英國只在國內走走形式和過場，通過對個別犯罪行為進行審判來表明自己的態度，而使國際刑事法院無法介入。
比較麻煩的是對英美領導人所犯侵略罪的個人刑事責任追究。1998年《羅馬規約》通過時雖然將侵略罪列入國際刑事法院管轄範圍之內，但由於存在分歧並未明確侵略罪的具體罪行，直到2010年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召開《羅馬規約》第一次審查會議才以協商一致的方式通過關於侵略罪的修正案，但迄今尚未生效。按著這個修正案，侵略罪是指能夠有效控制或指揮一個國家的政治或軍事行動的人策劃、準備、發動或事實一項侵略行為，此種侵略行為的特點、嚴重程度和規模，須構成對《聯合國憲章》的違反。
英美聯軍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入侵和佔領伊拉克，違背了《聯合國憲章》規定的禁止使用武力和威脅的基本國際法原則。對這項國際法基本原則的破壞構成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破壞國際法治事件，因為這項原則是戰後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集體安全體制的基石。很明顯，英美領導人在伊戰中的行為完全符合侵略罪的定義，但由於該條款尚未生效且不能溯及既往予以適用，通過國際刑事法院追究布萊爾和小布什個人刑事責任的可能性不大。特別是，美國不但沒有簽署《羅馬規約》，而且通過與其他國家簽訂《羅馬規約》第98條的豁免協議，使得通過國際刑事法院追究美國領導人及美軍人員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這場因伊拉克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謊言而發動戰爭已結束多年，其產生的政治影響和災難後果遠遠超出發動這場戰爭的英美領導人的預期。然而，到目前為止，站在國際刑事法院被告席上的被告都是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公民，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的領導人或普通公民收到追究。人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權不得被隨意剝奪，這是國際人權法的核心內容，也是英美憲法確認的基本人權保護。但是，包括英美本國士兵在內的數十萬普通平民和士兵白白喪失了生命，伊拉克國家和文明遭受到毀滅性打擊，卻沒有任何一個人需要為這場戰爭承擔責任，這不能不說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國際法治原則的一個巨大諷刺，更反映出美國在國際法治標准上的雙重性和虛偽性。同樣作為人類生命的個體，數十萬伊拉克人生命的喪失可以因為西方大國領導人的決策錯誤而輕易被遺忘和容忍，國際公平和正義得不到任何伸張。很難想像，如果是數十萬美國平民和普通士兵的生命遭到剝奪，美國會作何反映，世界將會因此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伊戰教訓對亞太國家無益是一個巨大的警示。特別是在南海，美國指稱中國妨礙了南海航行自由，事實是沒有任何國家的任何一艘船舶的合法航行自由受到阻礙。美國指稱中國在南海軍事化，事實是美國成了南海地區部署軍事力量最多的國家。美國聲稱其亞太再平衡戰略是為了維護本地區的和平，事實上南海的衝突和緊張恰恰始於美國開始執行這項政策。7月9日美國又與韓國達成在半島部署“薩德”系統的協議，又為半島問題的解決增添了新的變數。《齊爾考特報告》揭穿了伊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謊言。有理由相信，美國正在亞太地區製造類似的謊言，並且不排除美國利用這些謊言挑起新的衝突和爭端。這些衝突必然會影響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給整個地區國家帶來不可估量的衝擊和影響。不管戰爭或衝突的結果如何，中國和許多亞太國家都是不可選擇的鄰居，必須要接受任何後果和發展關係，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是中國和亞太各國的最大“公約數”。而美國大可以抽身而退、置身事外，在大洋彼岸不受任何衝擊和影響，美國領導人只需要像對待伊拉克戰爭一樣將此歸因於情報錯誤或做一下口頭的懺悔表態。
二戰後美國兩次來到亞太都帶來戰爭，在朝鮮半島和越南造成嚴重的戰爭創傷。在美國執行亞太再平衡政策之前，中國與亞太周邊國家一直和平相處，共用發展紅利。南海也一直是開放、和平和穩定的，不存在任何航行自由問題。美國的到來對亞太國家到底是福還是禍，美國增兵亞太的真實意圖是否如美國宣傳的那樣充滿和平與善意，亞太是否會由於美國的挑釁變成第二個中東，誰才是國際海洋法律秩序規則的挑戰者和破壞者，《齊爾考特報告》為亞太地區國家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本文作者：劉海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趙一水，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