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拜登的四年计划

【文/杰夫·斯普罗斯】乔·拜登（Joe Biden）赢得了2020年总统大选，不过2024年大选的影子已经隐隐浮现。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共和党已经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而且四年之后他也许会再次参选。无论特朗普是否参选，共和党都可能再次掌握权力，那个代表共和党再次掌握权力的人也许不会再像特朗普那般愚蠢和无能，但他一定还会是一个独裁者并高举种族主义的旗帜，这一点与特朗普应该是别无二致的。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民主党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好手中的时间做满两个总统任期，迫使共和党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施政风格。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共和党就改变了曾经那种过于极端的政策。如果民主党人不想只是赢得暂时喘息的时间而是真正击败特朗普主义，那么他们就必须再次做到罗斯福政府时期民主党人所做到的那些事情。

民主党人该怎么做呢？答案貌似十分简单。当我说出来，每个人都知道那是正确的答案，但政治家们若要真正实现我所说的内容将是非常困难的：从根本上来说，民主党必须改善美国人民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大多数选民持久的支持；民主党应该向美国人民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脱离困境，帮助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容易被大家看见越好。

这件事的难度在于，在掌握权力之前，你是没有能力着手做任何事情的。回顾历史，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美国老年群体对选举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这一状况在民主党执政时期罗斯福总统签署《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建立老年医保制度（Medicare）之后才发生了变化。美国老年群体如今已经是能够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力量。今天，残酷的参众两院选举已经让民主党人在电视辩论、宣示政纲和政策包装这几件事上用尽了力气，似乎这样做有助于他们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获胜似的。

一些人以为，只要能够向选民推出正确的施政纲领并传递出正确的价值观就可以赢得选举，然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初选中的落败和拜登在普选中遭遇的一些挫折说明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拜登在辩论中很明确地提出了“15美元最低时薪”的主张，特朗普也很明确地表达了反对立场。然而在佛罗里达这个有六成选民拥护“15美元最低时薪”的州，拜登还是以微弱劣势败给了特朗普。共和党在减税和放松对富裕阶层监管这两方面一直是执迷不悟的，虽然拜登的政纲比共和党的上述两项主张在纸面上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然而在一些摇摆州，拜登也只是以微弱优势取胜。因此，在大选中宣示政纲的作用并非如想象中那般显著。

真正能够影响选举结果的其实是一个党派的声誉（无论好的声誉还是坏的声誉）。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一个党派的声誉来自于其解决问题的行动力：该党都为选民们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呢？该党执政时期选民的生活状况和社区状况是否有所改善呢？

回顾历史，政治学告诉我们一项政策应该具备哪些特征才能够让大多数选民对政策制定者给予可持续的良好评价。民主党执政时期签署《社会保障法案》并建立老年医保制度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黄金标准：政策制定者应该让民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政策应该惠及大多数人口，惠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能够直接被大家看到，这样选民们才能明确感受到自己是政策的获益者，才能意识到是谁让自己获益。美国老年群体之所以能够从选举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转变为重要的投票力量，就是因为民主党的政策让他们在政府政策中拥有了重大的切身利益，他们从此有了资源和物质条件组织起来去参与政治并在大选投票时有了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在执政时，民主党在过去数十年里的表现也未能符合上述几项“黄金标准”。似乎是有意为之，民主党完美地避开了那几项标准。民主党总是雄心勃勃地追求宏大的公共投资项目，他们总是被奥巴马医改计划（Obamacare）或税收抵免（tax credits）这样的议题所吸引。那些议题往往会被反对者盯上，拖延多年，而且即便实施也是在僵化复杂的行政体系内进行，选民们很难有真切的感受。

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身份战争和文化战争在美国社会的爆发，美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剧烈摇摆。其实，这样一种状况并非不可避免。由于两党都没有为选民们做什么实际的事情，美国社会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滑向社会不平等、收入增长停滞和安全感缺失的深渊。选民们迫切希望政府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而民主党最终必须给他们带来这种改变。

许多人乐观地认为民主党将拿下佐治亚州的两个参议员席位并就此掌握参议院的控制权。与1935年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社会保障法案》相似，那几位来自民主党的参议员席位竞争者的一些政策主张看起来的确具备一些吸引人的符合“黄金标准”的特征，不过那些政策主张与拜登的竞选纲领有诸多重叠之处。例如，每个家庭都应享有未成年人津贴（相当于每个有未满18周岁孩子的家庭都将享受到《社会保障法案》中所规定的福利待遇）、把规模高达数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推行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以增加就业岗位和公共建设，以及每个未满25周岁的年轻人都应获得类似老年医保（Medicare）那样的待遇等等。其实，如果能够让民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且明确宣示资金由政府提供，拜登所提出的“医疗保险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 for health insurance）主张本来也是能够符合“黄金标准”的。

此外，民主党还提出了“15美元最低时薪”、“扩大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覆盖范围”以及“大麻合法化”三项主张，这些主张在全美各州的公投中都获得了不错的支持率（由于医疗补助计划并非在联邦层面实施而是由各州独自运营管理，其魅力相较于直接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还是有些逊色的）。我们还迫切需要推出规模达数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计划，所有的家庭都应获得现金支援，中小企业应获得财政补贴，而且各州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也都应在资金上获得帮助。

此外，民主党还应该在国会中推动改革性法案的通过以扩大投票权的覆盖范围。特朗普最近在大选中的表现说明只是简单地增加投票人数是不够的，民主党必须让那些新增加的投票者真正理解把选票投给民主党的原因，否则他们的忠诚就是不可靠的。

为了让上述提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民主党就必须阻止那些反对者在参议院里以妨碍表决为目的继续发表那些长篇大论，并想办法消解掉在联邦最高法院里占多数的那些保守派的声音，以便在法案通过后使政策能够真正落实。不过，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正如当年美国老年群体从《社会保障法案》中获益那样，今天民主党也要让尽可能多的美国人从政府政策中看到与自己相关的重大利益，要让他们拥有更多资源以提高其政治参与度。民主党需要尽快落实这“最根本的一点”，而且毫无疑问应在下次总统大选之前实现。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发放未成年人津贴”和“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这两个议题在2022年中期选举时就会被正式提出。

当然，也可能最终是由共和党控制参议院，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继续担任多数党领袖，这种糟糕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甚至会更大一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上面我所提到的那些议程就全都无从谈起了。在那种情况下，在民主党执政的前两年里，拜登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将难有作为，而社会不平等问题也将持续恶化，这肯定会有助于共和党赢得2022年中期选举，而2.0版特朗普甚至特朗普本人也有可能2024年再次入主白宫。

已经有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问题上对采取更积极措施表现出了开放态度，因此我们不应排除两党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建设性妥协的可能性。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有效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因此民主党不妨在富人减税问题上作出妥协以换取共和党在纾困计划和创造就业机会两个方面的合作态度。这样做是值得的，至少短期内对民主党是有利的。而且，时间最终也是有利于民主党的：如果按照媒体报道的那样美国民众能够顺利接种疫苗，那么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美国就能够完全控制住疫情，届时美国经济很可能会出现强劲反弹，而民主党也将因此在政治上获益。

不过，我们不应对上述可能性抱有过高期待。虽然时间有利于民主党，但情况每天都在变化，共和党领袖们肯定不会去做任何有助于拉抬民主党选情的事情。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些民主党希望实现的目标，虽然米奇·麦康奈尔控制着参议院，但拜登和民主党还有一张牌可打，而且这张牌还颇有些分量。

事实上，现有的美国法律在事关美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数百个政策领域给予了白宫广泛的监管权力（there are literally hundreds of instances where existing law gives the executive branch wide latitude to set regulatory decisions with real impact on Americans'lives）。虽然这么做与在国会通过正式法案相比会稍显笨拙，但有时候作为总统不得不这样做，此前奥巴马和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也都采取过这种做法。如果拜登希望展现出自己的创造力、主动性和政治抱负，他应该在这一权力的使用上再向前迈出一大步。

当然，并非白宫的任何行政举措都会产生预期效果。我希望再次指出，拜登政府需要给美国民众带来改变，在诸多方面给他们带来有意义的、肉眼可见的利益，而且越快越好。此外，有大量问题正迫切等待拜登政府解决，从应对气候变化到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该如何作出裁决，拜登政府能够而且也应该在这些领域把重大监管改革（major regulatory changes）向前推进。不过，拜登政府的这些工作未必符合上文提到的那些“黄金标准”。

在这里我们要谈一谈学生债问题，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符合“黄金标准”的。拜登政府可以单方面宣布免除大部分（若不是全部）学生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已经对这一做法表达了支持，而拜登本人也曾表示要把这个问题当作优先工作来对待。的确，学生债免除问题涉及阶级政治，它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若能获得解决，劳工阶级就能够获得大量利益，而且这样做背后也有着广泛的民意支持。

除了免除学生债，降低药品价格是另一个符合“黄金标准”的问题。有两项美国法律可以帮助拜登政府降低药品价格，拜登政府可以授权仿制药制造商制造某些药品。从技术角度来说，那两条法律可以用在任何一种享有专利权的商品上，不过目前不断攀升的药价可能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往届美国政府曾为了满足自身军事需求动用过这一法律工具，甚至曾有一两次动用这一工具迫使制药公司降低了药价。不过，美国的监管者通常来说还是有些神经过敏，他们觉得这样做会显得自己过于激进，甚至担心会因此招来商业游说团体的反击。希望拜登政府还是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他应该毫不犹豫地用好手中的法律工具。

我们能做的还不止于此。进步派力量和左翼人士经常谈论美国的低收入群体是多么需要负担得起的银行服务，他们认为邮政部门可以提供此类服务。不过人们后来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通过立法，美国邮政部门本身就有资格开展银行业务。

至于民主党提出的“大麻合法化”、“15美元最低时薪”以及“扩大医疗补助计划的覆盖范围”三项主张，首先拜登政府可以把大麻从联邦管制药品清单中删除，这样无论医学研究人员还是正在迅猛发展的大麻产业就都可以好过一些；此外，拜登政府可以帮助数十万工人加入工会，工人安全法已经存在，政府要做的就是促进其落地实施；最后，拜登政府可以就提高联邦贫困线标准的问题展开探讨，如果成功，更多美国家庭将自动获得既有福利政策给予贫困家庭的待遇。

如果拜登政府真地希望能一展抱负，法律和公共政策专业教授罗伯特·霍基特（Robert Hockett）指出，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新政这两个领域，不必经国会立法，财政部和美联储手中其实已经有现成的权力去做一些工作。甚至有法律规定，美国行政机构可以让任何一个在“暴露环境”中受到伤害的人享受医保待遇（the executive branch can give anyone Medicare coverage if they’ve suffered a harmful “environmental exposure”）。由于目前整个国家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威胁，如果拜登发布总统行政命令让所有美国公民都拥有医保（Medicare for All by presidential decree），真会有人反对吗？

只要在上述问题上全力以赴，拜登就能够为民主党赢得足够的政治资本，民主党就可以借此在2022年中期选举时翻盘，而民主党那些涉及众多领域的立法计划就有可能在拜登后两年的总统任期里重获新生。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比如被保守派把持的联邦最高法院，它就可以让那些雄心勃勃的监管议程（regulatory agenda）完全落空。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政府监管机构（government’s regulatory bureaucracy）的核心职能在于对各种行为加以限制，但这套监管体制本身也是被限制的对象。对于民主党希望完成的那些任务来说，也许最大的问题在于，拜登需要一些有政治抱负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可靠的人来执掌各个政府部门。在表面上，那些人选是需要获得由共和党控制的带有敌意的参议院认可的。在这个问题上，拜登政府并非没有政治招数可用。尤其是那些次要岗位的人选，他们并不需要获得参议院的批准，而那些次要岗位可能只是他们最初的提名岗位。对于特朗普来说，耍这样的花招不过是家常便饭。虽然不是很体面，不过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拜登这样做也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我们还是要谈一谈最关键的问题：拜登的执政心理。拜登和他的行政团队会毫不留情地坚决行使自己的权力吗？很显然，这位候任总统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比较复杂的印象。一方面，拜登经常扮演调解人的角色，给人一种循规蹈矩的印象；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时常思索着该如何在任期内像半个多世纪前罗斯福总统那样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负责帮助拜登过渡到总统角色并物色各部门人选的过渡团队是由温和改良派和进步派两类人士构成的。我们这些左派其实很担心拜登会采取克林顿或奥巴马那样的执政风格。当然，那些保守派似乎很确信拜登其实是一个披着羊皮的激进派（a radical in sheep's clothing）。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无论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反而更希望那些右翼人士的判断是正确的。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11月20日《美国展望》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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