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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由于国民的生命健康受到重大威胁，社会生活、经济可能遭受巨大影响，将“紧急事态宣言”的对象地区从东京、神奈川、埼玉、千叶、大阪、兵库、福冈7个都府县，扩大到日本全国，适用期间持续至5月6日。此前日本在7个都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也使人们注意到日本地方官员的权力和所需承担的责任。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Suzuki Naomichi）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Yuriko Koike）也因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备受关注，“火”了一把。
据《日本时报》16日报道，在日本第一部宪法《明治宪法》（又称《大日本帝国宪法》、《帝国宪法》）中，地方长官并不是由普选产生的，而是由国家政府任命的。但自1947年5月3日《战后宪法》和《地方自治法》生效以来，由选民选出任期四年的县知事，且县知事不得兼任国会议员或地方议会议员。
县知事有权制定规章、起草预算、向普选产生的地方议会提交法案，并有权任命地方教育和公共安全委员会等各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即使法令由地方议会通过，县知事也有否决法令的权利。除此以外还具有解散议会、召集地方选举和罢免公投的权力。
什么样的人可以被选为县知事？
据《日本时报》，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成功当选的县知事都有地方政治经验，或曾是政府官员，这些当选者与他们在东京的前同事关系良好，也曾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所在的县谋福利。
然而，在1995年，因为承诺取消前任知事批准的一个耗资巨大的项目，前演员、上议院议员青岛幸男（Yukio Aoshima）在没有获得主要政党支持的情况下当选了东京都知事。青岛幸男于1999年辞职，在随后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前自民党议员、作家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以具有民粹主义吸引力的独立候选人身份成功当选。作为县知事，他削减了被认为浪费钱的市政项目，并对酒店和银行征税。
9年后，律师出身的电视天才桥下彻（Toru Hashimoto）以相似的“民粹主义”诉求成为大阪府知事，鼓吹削减成本。桥下彻的竞选活动得到了当地自民党和公明党以及日本关西地区主要企业游说团体的支持。期间他大幅削减了地方政府的官僚机构，并提出了对现状的挑战，对东京官僚和国会政客的攻击为他赢得了地区的好感。之后也有不少人通过反对国家政治和中央官僚机构的现状思维，赢得民众的好感。
桥下彻利用当地媒体传达信息，保持他的声望，之后也有不少县知事效仿。例如2011年成为神奈川县知事的黑岩有治（Yuji Kuroiwa）是富士电视台前播音员，2016年成为东京都知事至今的小池百合子也曾是新闻播音员。
这些地方吸引力会转换为他们的政治资本吗？
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Morihiro Hosokawa）曾任熊本县知事。细川护熙曾在1993年至1994年期间领导联合政府，但自此以后，再没有前县知事接替过首相一职。10年前，有猜测称由于石原慎太郎和桥下彻的声望，他们可能会成为日本的下一任首相。目前，也有传言说小池百合子，甚至是大阪知事吉村博文，可能成为未来的首相人选。
但报道指出，事实证明，要将地方上的支持和全国范围内的正面公众形象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到目前为止还很困难。石原慎太郎和桥下彻都没有重新回到国会，小池百合子和吉村喜史是否能说服主要政党将他们选为潜在的首相还不清楚。
日本知事与美国州长有何异同?
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除了日本地方官，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多名州长因疫情处置而备受关注。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角色在这两个国家的抗疫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时报》指出，就权限而言，在发生自然灾害或流行病时，美日两国的地方长官都可以立即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这使他们有更多的余地迅速调动当地资源。除此以外，美国和日本的地方长官都要履行一些行政和礼仪职责，包括向来访的外国政要代表团致意。
但是，两者的法律地位也有差异。日本的县知事和地方议会不如美国的州长和州议会那么自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销售税、刑事赦免和武装力量调动的权力。
在日本，销售税去年10月提高到10%，并适用于所有47个县。但是在美国，没有规定全国性的销售税，各州的税率各不相同。经州长批准，州议会可以提高或降低税率。
此外，美国州长有权根据州刑法赦免或缓刑犯。然而，在日本，赦免罪犯的权力掌握在内阁府手中。这项权利经常在与皇室有关的历史场合中被使用。例如，去年10月，为了纪念德仁天皇登基，近55万人被赦免。
在寻求军事援助的问题上，美国州长同时也是该州国民警卫队的总司令，国民警卫队由州和联邦政府双重指挥和控制。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被所在州的州长调度，帮助应对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然而，在日本，地方紧急情况下，地方长官可以向自卫队请求帮助，即使只是形式上的批准，但派遣自卫队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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