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渔村到越南第二大港:岘港的前世今生

亚太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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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越南的岘港(Danang)举行。这个美丽的地方如今不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更是越南第三大城市。正如这个城市名字所用的汉字并不常见一样,岘港也有着一段不算寻常的历史。

“Danang”并非“大南”

许多人都知道,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汉字曾经是古代越南的通行文字。因此,大多数越南的地名也以汉字的含义命名。譬如“河内”之义就是“红河流域之内”。虽然二战之后越南改用罗马字母的“国语字”,在形式上弃用了汉字,但国语字反映的其实仍是汉字的越南语读音(汉越音)。譬如“Hà Nội”还原成汉字依旧是“河内”二字,断不会有人将其音译作诸如“蛤诺伊”之类稀奇古怪的名字。实际上,中国地名委员会于1979 年制定的《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也正是这样规定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的地名,过去或现在用汉字书写的,一般都应沿用。”

岘港

但“岘港”偏偏不在此列。它的越南文名字写作“Đà Nẵng”,实在无法令人联想到“岘港”二字。葛剑雄先生在《顺化散记》里对此就感到困惑,“以为汉字应该用‘大南’一类”,结果“都无法与原来记得的汉字地名挂上钩”,进而感慨“越南,是不是早已离开了中国文化圈”云云。而事实不是这样,“岘港”也好,“Đà Nẵng”也罢,恰恰都是当地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印记。当然,“Đà Nẵng”与汉越音中的“大南(Đại Nam)”差得非常远,如同松花江跟松花蛋一样大相径庭。前者还原成汉字的话,其实写作“沱㶞”。毫无疑问,这两个字既生僻,也看不出有什么含义。其原因也很简单,它其实是用汉字写成的一种音译。

令中国人困惑的“DANANG”

事情的缘由要追溯到千年之前。公元十世纪后期,“大越”趁着五代十国的纷乱自立之后,大体仅有今天的红河三角洲一隅,其北面是宋朝,东是大海,西有湄公河与长山山脉的阻隔,唯一的扩张方向只有南方的占婆补罗(Campapura);其中的“补罗”是梵文“城邑”的意思,故中国和越南史籍亦称之为“占城”。新兴的“大越”与占城的战争可谓史不绝书,有人甚至认为,“一部越南史,实一部越占交争史”。1306年,陈英宗将妹妹嫁给占城王制旻,换取聘礼乌、里两州(后来占王去世,聘礼也是不还的),今日的岘港之地便是从此时起纳入越南版图之中的(但在十五世纪前时有反复)。

这里原来的主人将其称为“Da Nak”,在占语里的意思是“大江(指流经岘港的翰江)的入口”。越人取而代之之后,将这个地名的读音“汉(越)化”而为“Đà Nẵng”,记作“沱(陀)㶞”。在1555年杨文安撰写的《乌州近录》里,就出现了“松江祠……在广南陀㶞海门”的记载。直到二战以后越南废除汉字前,“沱㶞”都是岘港地方正式的汉文名称。

至于今日华文圈使用的“岘港”二字,在历史上出现得更晚。17世纪之后,陆续有华人南迁越南中、南部定居。有一种说法是,当地华人发现“沱㶞”这个港口盛产蚬子,所以称之为“蚬港”。另一种说法与之稍有不同,认为“沱㶞”港的地形有如蚬子,故以之命名。总之,后来大概意识到“蚬”字带“虫”不吉,因之改“虫”为“山”,故而才有了“岘港”。

蚬子

从沱㶞到土伦

也是从17世纪开始,越南陷入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北方的郑松“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后黎朝皇帝为君而大权独揽;南方阮潢与之相埒,自称大越国阮主,中日史籍则称之为广南国。广南背山临海、地瘠民贫,无法与郑氏占据的红河三角洲媲美,故历代阮主一面致力于向南扩张,一面也意识到,海外贸易是“当地经济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

时值日本德川幕府实施朱印船贸易制度,却囿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恶劣影响无法与明朝通商。地处中南半岛的广南毗邻中国,无疑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阮主为了增加税收、增强国力,以各种名义向日本示好,“早在阮潢时期,阮氏就借各种名义,向日本表示通商的愿望。阮潢与德川家康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双方一拍即合,贸易关系日渐密切,广南地区也随之成为重要的中日贸易中介地。

以此为契机,会安港开始崛起。这里地处秋盆河下游入海口处,航道便利,易避风浪,遂成为重要商港。1744年一个西方人声称,“会(安)铺为交趾支那商业最繁荣之处”。下个世纪的越南本国的《大南一统志》还说会安“中有市亭会馆,商旅凑集,其南茶饶潭为南北船艘停泊之所,亦一大都会也”。当然,西方人同样知道了会安西北仅仅30公里处的沱㶞的存在,葡萄牙探险家安东尼奥·德·法里亚(António de Faria)于1535年在沱㶞停泊,成为最早访问此地的欧洲人。但在会安成为繁荣都市的17、18世纪,与之相邻的沱㶞地区仍然居民稀疏,当时的一些西方人游记都只是把沱㶞描述为会安的一个前港。

随着时间流逝,会安河道由于冲积泥沙堆积日渐狭浅,变得不再适合吃水深的大船航行与下锚。沱㶞在这方面的地理优势就变得突出起来。就像《大南一统志》所说的那样,沱㶞澳“水深广,外有诸山屏障,无波涛振荡之患,凡舟航往来,风帆未便,多泊于此,又名铜龙湾”。结果,葡萄牙的航海资料中就指出,“运载量大的船只不能进入会安,因此要在沱㶞卸货。”

越南中部地图(顺化、岘港与会安)

会安古城

越南国内的政治因素也进一步加速了会安与沱㶞易位的历史进程。1802年,越南南北重新统一在了阮朝之下。这个越南最后的封建王朝一反传统,将首都建在了越南中部的顺化。这样一来,沱㶞就成了京城的海上门户(一如天津之于北京),地位陡然上升。不过,历代阮朝君主只把允许通商当作“怀柔远人”的手段,甚至有“若以利言,则国家所乏非财,又何必远求为哉”的说法,因此也只允许西方商船进入沱㶞一处寄碇兑买,却“事清即令驶去”,“勿得上岸造屋,逾越法纪”。

闭关锁国当然是挡不住19世纪殖民者的坚船利炮的。1847年,法军借口顺化朝廷屠杀天主教传教士,动用两艘战舰炮击沱㶞。亏得阮朝明命帝在20年前还曾夸称“我国家用兵,素以水师为长技,而裹铜五桅大船尤为得力”,一与法国人交手才知道谁家水师才真正“得力”,四艘越南战船被轻易击沉(另一艘重创),越军阵亡达1200多人,而法国人的伤亡为零!

殖民与战争

到了1858年6月27日,又一次以宗教迫害为借口,法国远东舰队伙同西班牙的战舰再次轰击顺化的门户——“土伦”港,挑起了大规模侵略战争。最终在1862年迫使阮朝当局割让了南方几省,越南从此一步步变成了“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1858年法军入侵岘港

在法国统治期间,殖民者在会安建立学校、医院、邮局、监狱,将其作为政治据点经营,而经济重心则放在了岘港贸易的开发上,这里成为西方国家航海活动的重要海港。1887年的统计表明,当年有623艘外国船运载65840吨货物曾停泊于岘港,并且有719只船运载75676吨从岘港出航。在殖民地时代,岘港已经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五个主要城市之一,与河内、海防、西贡和顺化并驾齐驱——当然这只是以越南的标准而言,直到20世纪50年代,岘港的人口仍然不过五万而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岘港真正成为一座现代意义上的都市,恰恰是拜越南战争这场浩劫所赐。岘港在战争中的交通枢纽地位非常重要,纵贯越南的铁路和第一号公路,都经过这里。在公路与铁路之间,又有一个现代化的机场,可停放数百架喷气式战机。而城市面临岘港湾,港阔水深,又有山茶半岛在外面掩护,成为一个优良的海军基地。美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1965年3月,首批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营(3500人)在岘港登陆,这也成为美军大规模进入南越作战的第一步。

首批美军进入岘港

一方面,这将岘港拖入了连绵的战火之中。1965年7月1日凌晨,越南南方解放军就奇袭岘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十分钟内炸毁美军各种类型飞机47架、打死了美军140人,包括4名少校。1968年1月31日(阴历大年初一),解放力量以近十万人的规模在南越全境发动“春节攻势”,包括岘港在内的主要越南南方城市都沦为战场。在激战中,“要拯救这个城市,就必须毁灭它”成为美军的名言,古都顺化几乎变成一片废墟。相形之下,岘港的损失稍小,这当然是因为作为美军的主要基地,戒备较高的缘故。

1965年的岘港机场

而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的主要空军基地,越战期间的岘港机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平均每天需要起降2595次,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其他机场都多。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的总部也从冲绳迁到了岘港,驻军随之上升到近万人。出于战争的需要,美国在岘港建造了包括军事训练中心在内的一系列军事设施。市街随之也在美国联合军事基地周围扩展开来,一栋栋供美国大兵享用的华丽建筑物拔地而起。岘港因此又有“有居民的兵营”城市之称。

就像美国记者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讽刺的那样,美国基地周围兴起了一个个难民聚居的市镇,“为美国人洗衣服,向美国士兵出售美国冷饮,卖淫供美国人享受”。潮水般涌入的难民使岘港的城市人口急速膨胀,从1955年的五万人增加到1974年底的六十万人左右。在此过程中,岘港的现代工业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全市工人数量达到十多万,主要产业包括制碱、肥皂、纺织、水泥、电力。当美军于1973年撤离岘港及1975年越南战争以南北统一宣告结束后,岘港已经成为越南中部的工业中心。现在,这座年轻的城市进一步成为位列胡志明市(西贡)与首都河内之后的越南第三大城市,与仅次于胡志明市的越南第二大港。

越南人民军解放岘港

参考文献:

林洋:《会安港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5月

孙建党:《越南阮朝明命时期的对外关系》,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5月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