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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大流行之下，全美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本应担起重担，成为抗疫工作的顶梁柱。但自疫情暴发以来，不断有公共卫生官员提前退休或辞职，导致不少公共卫生部门“空转”，防疫工作步调不一。在这背后，则是更严重的政府“空转”问题，不仅联邦部门职缺严重，而且各州各自为战，缺乏协调统一的抗疫举措。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正是这种“一盘散沙”的情况，严重制约了美国的疫情应对。
△《商业内幕》报道称，美国疫情热点地区的医生和卫生官员讲述了同样的故事：我们在努力拯救生命的同时，却被诋毁和忽视了
卫生官员“跑路”
据《商业内幕》报道，美国疫情热点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医生、护士和公共卫生官员日前纷纷表示，他们面临着那些拒绝采取防控措施以遏制病毒传播的人们的对立情绪。其中一名急诊医生说，他收到了死亡威胁。另一名北达科他州的卫生官员说，她被人称为“纳粹”和“暴君”。还有内布拉斯加州的卫生官员在谈到病人时无奈表示：“有时还是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
美国媒体梳理发现，由于面对着社会的巨大误解，许多公共卫生官员和医务工作者，最终选择离开岗位。巨大的工作压力、来自政府的审查、部分激进民众的攻击等因素，让他们不堪重负，更别说体验到本应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了。
比如说，在世界其他地区，出台口罩令是再正常不过的防疫举措，但在美国不少县级行政区，口罩令竟然引发持续抗议，并导致当地官员受到人身攻击甚至死亡威胁，纷纷另觅他职。加州某地区公共卫生官员在谈到辞职原因时说，正是因为在全县范围内发布口罩令，使其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疫情暴发以来，加州已有多位卫生官员离职，而包括内华达、威斯康星等州，也有高级卫生官员因为类似原因离职，或多或少影响了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正常运作。此外，许多卫生官员每周工作100个小时，常常精疲力尽，加班之余，还必须在各种听证会中接受其他官员和公众的质询和审查，并要时刻提防反科学人士的骚扰。
而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这样的联邦部门中，媒体又持续曝光了由没有医学和科学背景的团队审查疫情报告，甚至干涉科研和数据采集工作的情况，加上联邦层面的高官对于卫生专业多有“不敬”，甚至在公开场合诋毁公共卫生专家，凡此种种，都令政府内部的一些专业人士感到不满，其中一些人逐渐萌生去意，进一步加剧了卫生部门的“空转”现象。
分析认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填补公共卫生官员的空缺，要比平时更加困难。赶走一位专家容易，想把他们请回来，甚至邀请新的专家加入，往往可能性不大，特别是在当前专业圈子对政府存在诸多不信任的情况下。因此不难理解，据《华盛顿邮报》统计，在今年的疫情年中，竟有高达五分之一的高级别科学职位仍然空缺。
△《华盛顿邮报》称，美国仍然不知道如何战胜疫情。只有一项明确的国家级战略，才能帮助美国应对疫情
多州各自为战
卫生专家持续流失之际，美国各州防疫工作“各自为战”的尴尬状况仍在持续。11月中旬以来，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地区纷纷出台防疫措施，具体包括敦促避免不必要的旅行，要求酒吧、餐厅和健身房尽早关门，限制家庭聚会人数等。但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超过10个由共和党人执政的州仍然明确反对在全州范围内实施口罩令，同时反对针对商业和民众聚集规模设定新的限制。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日前再次对美国抗疫工作的“一盘散沙”表达了担忧。他强调，新冠疫情影响的是整个国家，抗疫行动需要协调一致。但问题是，正如美国贝勒医学院教授彼得·霍特兹所言，美国疫情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国家层面的疫情应对计划。
“各州疫情应对一盘散沙，导致美国疫情几近失控。”彼得·霍特兹指出，“我们没有统一的领导，也没有国家层面的统一应对，各州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国家层面没有（疫情应对）计划，本质上还是各州政府自己作决定，而州政府又让个人自己作决定，这是一种可怕的情景。”
《华盛顿邮报》分析称，在疫情暴发初期，白宫告诉各州州长，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应对疫情。如今在经济重启后的病例飙升阶段，这种分散决策的负面影响特别明显，且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一些州还作出了武断的决定。这些自相矛盾的行为，是各州疫情应对“一盘散沙”现象的集中体现。
△《大西洋月刊》指出，美国正梦游般地进入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波疫情暴发
联邦功能失调
各州各自为战，联邦当然脱不了干系。除了联邦层面经常释放自相矛盾的政策信号，以及经常无视卫生官员的建议外，联邦协调工作的“空转”，也是重要原因。比如，据媒体此前的不完全统计，在抗击疫情的关键部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中，近20%的职位没有确定人选，不少职位空缺或仅由他人代理履职。
美国大选过后，由于权力过渡不畅，联邦政府进一步“空转”，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也形同虚设，导致联邦功能失调的问题再度凸显，令防疫形势进一步恶化。纵观各项防疫措施出台的历程可以发现，真正意义上的疫情防控，基本都由各州承担，缺乏全美层面的统一协调，这被认为是防疫工作失败的重要原因。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在应对疫情时的混乱局面，不仅体现在社会民众文化观念的分裂上，也反映在党派之间、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分歧上。随着确诊病例持续激增，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增长，而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生命的逝去和无数家庭的悲痛和心碎，以及联邦层面的功能失调和“帮倒忙”。
今年大选期间，在艾奥瓦州、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州等诸多地区，群众集会人数激增，加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美国传染病专家怀疑，这些集会可能导致了病毒的“超级传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通过分析6月至9月举行的18场竞选集会得出结论，这些竞选集会导致至少3万例新冠感染病例，并可能导致了700多人死亡。
一些疾病专家指出，对大规模聚集事件进行严格的接触者追踪，可以帮助准确预测这类集会的病毒传播情况，但美国在这方面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不仅因为资金不足，更因为政府在追踪接触者方面缺乏协调。所有这一切问题，最终都指向了联邦层面的功能失调。
波士顿大学流行病学助理教授埃莉诺·默里说，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举措支离破碎，没有采取自上而下的协调行动，而是把责任留给了各州。“如果说这个国家的医疗危机和政治危机曾经是分开的，那么现在不是了。”《大西洋月刊》则指出：“美国正梦游般地进入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波疫情暴发。”（央视记者 顾乡）